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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个百分点背后的付出与坚守,林改精神

浏览次数:128 时间:2019-11-04

世园之花如何更绚烂

    历时三年的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经大见成效,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林业局的高度赞扬,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记者在福建省采访期间,切身感受到因林改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其中,最令记者难忘的是广大林业干部职工在林改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那种精神。一路上,我们听到的许许多多林改之中以及林改背后那些动人的故事,浓缩其精华就是“林改精神”。
    “林改就像是一部天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省林业厅负责同志一次在与记者聊天时动情地说,“林权制度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落点是千万亩上亿亩的山头地块,其工作量之巨大,程序之复杂,环节之繁,时间之紧,任务之重,困难之多,是史无前例的。但三年来的实践证明,福建林业干部职工这支队伍,是一支合格的、优秀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团队合作、无私奉献、敢打敢拼、任劳任怨的优良品质和精神风貌,是这次改革最大的收获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次林权制度改革中,福建省林业厅作为全省林改的职能部门,认真当好省委、省政府的参谋助手,组织全厅干部职工积极投身这场改革的大潮之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自从林改开始至今,省林业厅干部职工就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的工作状态。厅领导班子每个成员率先垂范,超负荷工作,与主要处室的同志一道基本上都没有过什么节假日,全天候工作着。在林改伊始阶段,省林业厅将所有参与林改的干部职工中的共产党员召集在一起宣誓,一定要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林权制度改革进行到底,交出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正因为林业厅全体干部这种高度敬业的工作作风和以民为本的服务意识,在今年省直机关绩效评估中公众评议第一。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的评议,就是对林改工作的最好评价。
    为了调动一切力量参与林改,省林业厅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出山,到各市县当督导员。这些老同志以豪迈气概全心身投入督导,表现得可歌可泣。
    林业厅原林政处调研员张昂贵,退休五六年了,满头白发,人称“张白发”。他先后担任了龙岩、福州等地的林改督导员。他马不停蹄地在县乡村奔走,看材料、查合同、入户谈访、帮助起草和修改林改方案,常常不午休,晚上忙到十一二点,人称他“工作狂”、“拼命三郎”。他老婆规劝他,万一累出病来怎么好?不幸言中,一向健壮的他终于累倒了,一查是高血压、糖尿病。他说,退休了,还能参与这样历史意义重大的林改,这是我的幸运,就是付出我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种幸福叫付出,有一种快乐是奉献。林业厅原林工处主任科员卓存谦到基层督导,有一次连续二十几天,每天晚上都工作到下半夜二三点。跟他同行的年轻人深夜醒来,看着灯光下斑斑白发的他还在继续工作,不觉泪花闪闪。但他总是说,今天的数字今天要统计好,明天还有明天的任务。2005年5月的一天中午,他到省林业厅参加林改督导组汇报会后回家的路上,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造成左小腿骨折。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后就呆不住了,不顾家人和同事劝阻,又一拐一拐地坐车下村了。
    省林业厅处纠办助理调研员蒋景左年事已高,是个“药篓子”。一次心肌梗塞发作,他住院一个多月,病危通知书下达了三次,医生让他在家静心调养,而他作为林改督导员隐瞒了这一切,身体稍一恢复,便跟督导组下乡去了。
    省林业厅法规处老处长周敏,是这次林改最早的倡议者、组织者、推动者,虽然已经退休,并且患腰椎间盘突出病症,坐车不能超过两小时,出行随身带着护腰,但他同年轻人一样奔走在乡间小道上。一次下乡由于天气太热,他竟晕倒在山路上。
    省林业厅的同志如此,基层的林业干部职工更是在艰苦奋战着。
    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林业站几位工作人员的事迹就是全省902个林业站3300多个基层林业干部职工的典型代表。
    方妙辉站长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复发了。但林改事大,他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楚,隐瞒着病情,坚持工作在林改第一线。不过,他上山时总比其他同志多带着一件工具——一把塑料小方凳。直到他挂包的新桥、吉口、下寨、横坑四个村的林改外业调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他才抽空到医院检查。尽管医生检查后当即要求他住院治疗,但他以林改工作忙为由,开些缓解病情的药物,又奔忙于林改工作。2005年"五一"节期间,方站长的血压突然升高,并发急性支气管炎,但他每天一大早在镇卫生所挂完吊瓶后,便匆忙到岗位工作。至今,当地仍流传着“小凳子”的故事。
    黄文玲副站长是岩前林业站惟一的女同志,但她与其他男同胞一样,始终坚持战斗在林改的第一线。为了克服与男同胞一起到野外作业的诸多不便,她不喝水或尽量少喝水,默默忍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由于积劳成疾,2004年7月,黄文玲开始出现视力模糊的症状。但她没有太在意,只是买了一些眼药水来滴一滴。半个月后,她的眼睛剧烈疼痛。经诊断,她的左眼患上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她说:“眼下林改正处在关键时刻,同事们昼夜加班加点,休息日都放弃了,我怎么能中途退却。”她不顾医生让她休息三个月的建议,第二天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直到林改结束,她没有因病请假休息过一天。
    吴树辉是从百叶坑采育场借调到岩前林业站参加林改的人员。到站的第二天,他就到四个挂包村之一的眉山村开展林改外业宗地规划调查。2004年8月至9月间,吴树辉的体重突然骤降15斤,而且身体极度不适。起初,他以为是工作疲劳没怎么在乎,还经常与同事开玩笑说:“有些人想方设法减肥,我这种‘林改减肥法’效果最好。”可谁也不曾想到,在2005年5月26日的体检中,他空腹血糖高达18.0,超过正常值2倍。医生建议他立即住院治疗,但他开了些药又回到工作岗位。直到2005年6月20日,他处理完手头所有工作,才去住院治疗。经检查确诊,吴树辉患的是Ⅱ型糖尿病,天天要注射人工胰岛素。出院后,吴树辉带着装有胰岛素和注射器的药包与站里的其他同事一道,继续上山开展林改外业调查。
    县(市)林业局作为这次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局领导同志和职工们所表现出来的敬业和奉献精神同样令人敬佩。
    永安市林业局蔡为茂局长说:“当领导就要挑重担,干事业就得拼命干!”领导同志的敬业精神感染和带动了全局的每一个干部职工。从2004年4月开始,市林业局机关挂包乡镇的30名党员和12个乡镇林业站的96名林业干部职工,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全力以赴投入林业综合配套改革,在永安市382万亩的林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农民形象地称谓林改干部“白天像老虎,晚上像教授”。永安以往干群关系紧张,农民对干部下乡避之不及。现在,群众把他们当作致富的带头人、领路人,主动找干部、盼干部。他们说:“土改干部又回来了!”
    2004年10月,正值林改的攻坚阶段,人手少工作量大,永安市林业局就像一台满负荷的机器高速运转着。局资源站站长、办证中心主任苏玉梅毅然中止休产假,把三个月大的孩子交给保姆,提前回到工作岗位。局林权办副主任许接眉负责林权证打证审核工作,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以上。许接眉的丈夫同样奋战在贡川镇的林改第一线,孩子才五岁,晚上加班时,她只好把无人照顾的孩子带在身边,深夜再披星戴月地把熟睡的孩子背回家去。
    在这次林改中,有的林业干部为此献出了生命。建瓯市林业局局长朱其灿在逝世的前一天,马不停蹄地跑了两个乡镇检查林改的扫尾工作。在走完生命之路的前一刻,2005年12月29日清晨,朱其灿还在用手机向分管林业的市领导汇报工作,与林权办的同志们商定,下午去玉山溪了解林改工作情况。然而,他突然倒下了,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120的医生护士虽全力抢救,依然没能挽回他仅52岁的生命。他就这样急匆匆地去了,给他的妻女、亲友及同事们留下如涌的泪水、无限的遗憾与不尽的哀思。
    “林改三年,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锻造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林业队伍,塑造了令人敬仰的勇于探索、锲而不舍、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林改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福建林业奋勇向前,使我们的事业无往而不胜。”省林业厅负责同志的声音,一直萦绕在记者的耳边,挥之不去……(中国绿色时报  2006-08-15)

——首都义务植树30周年成果报道之房山篇

  中国绿色时报10月13日报道(记者:郝健  通讯员:吕红文)
  ▲时间:2011年9月21日
  ▲地点: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
  ▲经历:探寻云居寺景区绿化之变
  
  现在是史永怀一年到头少有的稍显清闲的时候。在房山区云居寺绿化指挥部,史永怀告诉记者,自己工作这27年就做了一件事——栽树。
  上世纪80年代初,组织安排他到云居寺绿化指挥部,负责为数十家驻区、赴区义务植树单位提供组织接待、苗木调运、技术指导、检查验收等服务。那时的史永怀,还是个二十郎当的小伙子,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就此与义务植树结下不解之缘。
  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在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驻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大力支持下,首都广大干部群众在京郊大地迅速掀起了义务植树的热潮。
  “从1982年起,每年的造林季节,这里的各个山头都插满了红旗,人们挥锹抡镐,种下片片新绿。”站在如今已被浓密的绿色覆满的山脚下,房山区绿化办主任何庶民回忆说,“那种盛大的场面今日已很难再现。”
  云居寺绿化指挥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目的是组织、管理到云居寺参加义务植树的单位和个人,并为其提供保障服务。
  小西天上岩石裸露,满目苍凉,这是史永怀的第一印象,多年以后仍记忆深刻。北京市将其确定为七大重点绿化风景区之一后,随着义务植树运动的持续进行,情况逐年改观。目前,云居寺及周边地区已新植树木200万株,绿化荒山2万余亩。2001年,云居寺荣列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4年又被北京市政府批准为市级风景名胜区。
  史永怀见证了这里每一步的历史变迁。
  如今,指挥部有了自己宽敞的办公用房,可初来乍到之时,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办公经费,指挥部工作人员只能和云居寺文物保管所搭伙做饭。他们不怕吃苦。遇到造林繁忙季节,顾不上吃饭,用清水煮点儿挂面,就着酱豆腐随便吃上几口。在部队的帮助下,史永怀和同事住进泉水河边的一个机井房。夏天,蚊虫叮咬得根本睡不着觉,还要时刻提防有蛇爬到屋内;冬天,飕飕的冷风灌进来,冻得他们只能裹着被子坐上一宿。
  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又租用了100亩土地发展苗木,撒籽扦插培育小苗。几年功夫下来,每年出圃七八个品种20多万株苗木,基本能满足义务植树需要。
  由指挥部亲自培育苗木,一能保证供应,二是节约成本,三会提高成活率。房山区绿化办造林科科长赵向东告诉记者,在义务植树运动发展初期,年年栽树不见树。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小苗刚一栽上,马上就被野兔齐刷刷啃去。之后,义务植树普遍采用大苗,才改变了这一状况。
  但问题随之而来,云居寺一带山高坡陡,一棵大苗连带上土坨总共约有20公斤,背到山上谈何容易。一次,在背苗上山途中突降暴雨,为了避免大雨冲去土坨影响树苗成活,史永怀冒雨下山到水头村挨家挨户找人帮忙。在20多名村民的协助下,终于把树苗全部运到山上并栽好。
  云居寺路上的出水庵因山体基本被岩石覆盖,只能爆破后客土造林,绿化更加困难。1990年,义务植树运动的“京城第一爆”就发生在这里。20年过去了,当记者行至此处,犹如在一条高标准的旅游公路上徜徉。
  这样的故事,在13名指挥部工作人员的记忆中,都有一箩筐。但他们总会提到曾为绿化云居寺作出贡献的普通人,尽管他们中有很多已经离退休甚至过世,但绿色却永远留在了京西这片原本荒凉的山地上。
  史永怀记得,当时自己没少给邢凤云、牛保华这老哥儿俩化解矛盾。他们分别为各自单位在云居寺义务植树基地的负责人,对小西天上的荒山“分区而治”,但常常为多得到一块可用于植树的荒山争得不可开交,还暗暗搞起了植树竞赛。邢凤云雇毛驴将树苗驮到山上,还把退休的老伴儿动员过来给自己做饭,干脆是把家常年安在了这里。
  看着小西天郁郁葱葱的山头,史永怀告诉记者,他总会想起这老哥儿俩,那个年代没有手机,随着工厂的解散,彼此也就渐渐失去了联系。史永怀曾试图寻找二人但未果,他希望他们能在有生之年再回到小西天,看看这儿的巨变。
  可喜的是,义务植树的精神正在一代一代人身上得到传承。退休老人刘玖新每年都要来云居寺植树,至今已经坚持了3年。最多时,她带着家人过来,一次就栽树17株。
  和北京市其他区(县)一样,随着树木越来越多,房山区宜林荒地逐渐减少,单一的仅靠通过栽树的尽责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参与绿化美化建设的热情。
  2010年,《北京市绿化条例》施行,抚育野生树木、修林间道路、打防火隔离带、节日摆花等18种形式让首都市民在尽责植树义务时,有了更多选择,但传统的植树形式依旧热度不减。近年来,种植退休、结婚等纪念树也在中青年人群中成为时尚。每年的3月初至5月底,史永怀和同事要接数不清的电话,接待一拨又一拨的义务植树者,一天也没休息过。从整地挖坑、苗木调运到技术指导、引水上山,只要对方提出要求,史永怀和他的同事就一定要做好服务。
  荒山上的绿色渐渐多了起来。折算下来,云居寺及其周边地区绿化,为房山区森林覆盖率的提高贡献了一个百分点。
  30年过去了,葱郁的侧柏、油松覆满了山峦。史永怀和同事的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史永怀说,树就像是我们的孩子,看着树一天天增多、长大、成材,我们就像是有出息孩子的家长,心里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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