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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一路尽览坝上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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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日发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全文如下: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8年7月

 

  目录

  前言

  一、生态文明制度逐步健全

  二、生态保育成效显著

  三、环境质量持续稳定

  四、绿色产业稳步发展

  五、科技支撑体系基本建立

  六、生态文化逐渐形成

  结束语

  前言

  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包括西藏和青海两省区全部,以及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四省区部分地区,总面积约2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4000米。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和高原物种基因库,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视建设生态文明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大力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持走文明发展之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对推动高原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国和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将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作为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事。目前,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制度逐步健全,生态保育成效明显,环境质量稳定良好,绿色产业稳步发展,科技支撑体系基本建立,生态文化逐渐形成,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作用正在显现。

  一、生态文明制度逐步健全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和法规日益完善,高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健全。

  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近年来,国家制定或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制度保障。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发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目前,中国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主体功能区制度和资源环境管理制度,中央环保督察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对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实行垂直管理,并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及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开展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增强流域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合力,实现流域环境保护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监督机制,形成环保职责明确、追究严格的责任制度链条,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动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制定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推进“多规合一”、国家公园体制等试点。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设置跨地区环保机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与此同时,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结合高原实际,制定了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办法。西藏自治区制定了《关于着力构筑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建设美丽西藏的意见》《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考核办法》等。青海省制定了《青海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青海省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区行动方案》等。四川省制定了《四川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甘肃省制定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云南省制定了《迪庆州“两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等。青藏高原诸省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建立

  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保障国家乃至全球民众福祉的重要管理手段。目前,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在由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转变。

  1963年,青藏高原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颁布实施后,明确了自然保护区等级体系、管理机构和功能区,青藏高原的自然保护区建设进入快速稳定发展阶段。目前,青藏高原已经建成各级自然保护区155个(其中国家级41个、省级64个),面积达82.24万平方公里,约占高原总面积的31.63%,占中国陆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57.56%,基本涵盖了高原独特和脆弱生态系统及珍稀物种资源。

  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政府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6年,国家正式批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核心是实现三江源重要自然生态资源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青海省制定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从公园本底调查、保护对象、产权制度、资产负债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监测、文化遗产保护、生态补偿、防灾减灾、检验检疫等方面对公园管理做出明确规定。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基本原则、总体布局、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等。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将为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生态补偿制度得到确立

  生态补偿制度是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国家在青藏高原建立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生态补偿机制。2008-2017年,中央财政分别下达青海、西藏两省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162.89亿元和83.49亿元,补助范围涉及两省区77个重点生态县域和所有国家级禁止开发区。

  “十五”(2001-2005年)以来,西藏自治区获得国家下达的森林、草原、湿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各类生态补偿资金累计达316亿元。其中,“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国家累计下达西藏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08.8亿元。2015年以来,自治区探索建立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投入8500万元帮助牧民减轻因野生动物肇事带来的损失。

  国家对青海省生态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13年起,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64亿元,陆续实施了草原、森林和湿地等生态效益补偿类项目。为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有机结合,青海省推出生态公益管护员制度,每年安排补助资金8.8亿元。“十二五”以来,青海省有62.23万户农牧民住房得到改善,162.4万人喝上洁净水,65万无电人口用上可靠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云南省迪庆州自2009年起实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至2017年国家累计补助资金达11.03亿元。2017年,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坝州有效管护集体公益林分别为128.23万公顷和69.60万公顷,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年度补偿资金分别为2.84亿元和1.54亿元。

  二、生态保育成效显著

  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青藏高原部署了类型多样的生态保育工程,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水土流失治理以及湿地保护与恢复等。西藏自治区实施了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和“两江四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拉萨河、年楚河、雅砻河、狮泉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等。青海省实施了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2011年,《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颁布实施。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在生态保育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得到控制,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一些重点生态工程区的生态功能全面好转。

  生态退化得到有效控制

  高寒草地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也是高原畜牧业的基础。由于气候变化和超载过牧等原因,高寒草地不断退化,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草地面积为82万平方公里。此后,随着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及草原鼠虫害防治等一系列草地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陆续实施,青藏高原草地保育成效逐步显现。研究表明,1982-2009年,青藏高原草地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总体呈增加态势,草地覆盖度增加的区域约占草地总面积的47%,净初级生产力明显增加的面积达32%以上。近十年来,草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

  青藏高原森林主要分布在滇西北、藏东南、川西、甘南和青海东部地区。1950年以来,森林资源在面积、蓄积、类型及空间分布格局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2016年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西藏林地面积达1798.19万公顷,森林面积1490.9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2.14%,活立木总蓄积23.05亿立方米,与2011年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相比,林地与森林面积分别增加14.75万和19.8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0.16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增加2047万立方米,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双增”。

  青藏高原是中国湿地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区域。1990年,青藏高原湿地面积约为13.45万平方公里。1990-2006年,青藏高原湿地呈现出持续退化状态,以每年0.13%的速率减少,总面积减少了约3000平方公里。2006年以来,在湿地保护与自然因素综合作用下,湿地面积明显回升。至2011年,仅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湿地面积已达14.67万平方公里,湿地退化态势总体上得到遏制。至2014年,青海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平方公里。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湿地生态系统进一步好转。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羌塘-三江源、岷山-横断山北段、喜马拉雅东南部和横断山南段等区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高原特有种子植物3760余种,特有脊椎动物280余种,珍稀濒危高等植物300余种,珍稀濒危动物120余种。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有效保护了青藏高原特有与珍稀濒危的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

  珍稀濒危物种种群的恢复与扩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明显标志。研究表明,青藏高原黑颈鹤、藏羚羊、普氏原羚、野牦牛、马鹿、滇金丝猴等的个体数量正在稳步增加。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到此越冬的黑颈鹤逐年增加,约占全球黑颈鹤数量的80%,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羌塘高原藏羚羊个体数量从2000年的6万多只恢复到2016年的20万只以上,野牦牛个体数量由保护前的6000多头恢复到2016年的10000多头。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滇金丝猴个体数量由保护区建立前的约2000只恢复到2014年的约2500只。此外,在一些地方还发现新的珍稀濒危物种。国际上认为早已灭绝的西藏马鹿,1995年在西藏自治区桑日县被重新发现,且个体数量不断扩大。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极度濒危物种怒江金丝猴。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到黑头噪鸦等。

  改善生物栖息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青藏高原植被改善在整体上提升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质量。1998-2009年,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植被明显好转。2005年以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荒漠化得到遏制,湿地面积增加,植被生态状况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趋势减缓且完整性逐步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尕海湖面积由2003年的480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2354公顷,且近年来基本保持在2000公顷,水域面积增加促进了水禽类的繁衍生息。

  重点生态工程初见成效

  2009年,国家批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在西藏实施保护、建设和支撑保障三大类10项工程,截至2017年年底已累计投入96亿元。一期工程(2008-2014年)初步建成西藏生态工程的主体框架,部分重点工程已取得明显的生态环境效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步提升,生态屏障功能稳定向好。

  2005年,国家启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截至2017年年底已累计投入80亿元。2013年完成一期工程,草地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整体恢复,水源涵养和流域水供给能力提高。与2004年相比,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年均向下游多输出58亿立方米的优质水,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环境质量持续稳定

  国家及地方政府在流域综合治理、农村与城镇人居环境改善、工矿污染防控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工程。青藏高原环境质量及人居环境持续向好。

  水环境质量稳定良好

  青藏高原是亚洲多条主要江河的源头区,也是中国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最严格的区域之一。国家不断加大对青藏高原水环境保护力度,主要措施包括:编制重要水域综合规划,划定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明确水域功能和水质保护目标,核定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和限排总量,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省(区)、地(市)、县(区)三级行政区考核指标体系,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保障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安全。

  “十二五”期间,国家投入253.12亿元,用于青藏高原农村饮水、水土保持、牧区水利等工程建设,解决了457.1万农牧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并建成1400多座寺庙通水工程,保障了高氟、高砷、苦咸、污染水及局部严重缺水地区的饮水安全。2014年,国家投入4.78亿元,支持纳木错、羊卓雍错、克鲁克湖和黄河源湖泊群等湖泊流域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近年来,实施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等工程,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730平方公里。实施三江源、青海湖、祁连山生态保护等工程,每年向下游输送600亿立方米的优质水。目前,青藏高原主要江河湖泊基本处于天然状态,水质状况保持良好。

  土壤功能有效提升

  青藏高原是全球受污染最少的地区之一,土壤环境总体处于自然本底状态。土壤类型和重金属元素含量受控于成土母岩性质和气候条件,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小。高原湖泊沉积物中铜、镍、铅等重金属元素含量低于人类活动频繁区湖泊沉积物。从耕地土壤来看,西藏大部分耕地土壤重金属元素含量优于国家一级土壤标准。

  随着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关措施的逐步实施,青藏高原土壤生态功能得到有效提升。近50年,中国草地土壤碳储量呈波动式增加趋势,其中青藏高原草地土壤碳储量的贡献最大(63.1%),高原高寒草地3米深的土壤无机碳库约占全国土壤无机碳库的70%。从水源涵养能力看,青藏高原年均水源涵养量达3450亿立方米。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完成后,林草生态系统年均水源涵养量比工程实施前增加了15.60%;围栏封育等措施也促进了土壤有机碳、土壤水分、土壤微生物环境等性状改善。

  大气环境保持优良

  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强度较低,空气质量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污染物种类较少,浓度较低,各类污染物含量与北极地区相当。随着绿色能源推广、生态城镇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不断推进,青藏高原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2016年,全国颗粒物年均浓度达标的96个重点城市中,16个位于青藏高原。目前,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2009年以来,国家累计投入62.94亿元,支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以及四川、云南、甘肃藏区城镇的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项目,提高了当地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十二五”以来,国家累计投入54.52亿元,支持高原诸省区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其中,安排西藏自治区3.49亿元、四川省16.31亿元、云南省14.54亿元、甘肃省8.99亿元、青海省11.19亿元。

  西藏自治区加强城乡社区绿化美化,解决垃圾分类处理、噪声污染处理、污水排放、秸秆焚烧等问题。2010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安排资金118.18亿元,开展5261个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建立农村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改善了环境质量。2008年以来,青海省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累计投入专项资金17.4亿元,对3015个村庄和游牧民定居点实施了环境综合整治,受益人口220万人,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76%。2014年,青海省启动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截至2017年年底,已完成建设投资107.7亿元。目前,青海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78.02%和96.69%,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四川省甘孜州实施“垃圾污水三年行动”,2017年落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75亿元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截至2017年年底,四川省阿坝州共投资5.85亿元用于建设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云南省迪庆州禁止在辖区内销售、提供、使用不降解的塑料制品,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甘肃省甘南州已投入52.46亿元,实施703个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项目,改善了这些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生产生活条件。

  四、绿色产业稳步发展

  为保护脆弱生态环境,青藏高原各省区努力控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在保持良好环境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较高公众满意度的同时,努力探索绿色发展途径。目前,青藏高原各省区以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特色产业为特点的绿色发展模式已初步建立,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绿色生产初具规模

  青藏高原经济发展坚持走生态环境友好、资源节约集约的道路,努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国家在青海省设立了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2个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形成了盐湖化工、油气化工、金属冶金、煤炭综合利用、新能源、新材料、特色生物等产业,园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基本形成了有色金属、化工、高原生物制品、中药(含藏药)、藏毯绒纺等产业,园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示范带动作用明显。通过大力推动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先行区建设,绿色产业框架初步构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西藏自治区依托资源优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循环经济发展规划(2013-2020年)》,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旅游、文化、特色食品、天然饮用水以及交通运输、商贸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绿色低碳经济。2016年,拉萨市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目前正按照国家审定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实施方案》推进试点示范建设。

  云南省迪庆州依托优势资源,实施食品、药品、饮品、观赏品4大工程和绿色产业园区建设,全州生物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甘肃省甘南州按照区域生态功能区的定位,确立“生态立州”战略,明确了绿色产业发展方向。

  特色农牧业优势凸显

  青藏高原各省区着力发展特色农牧业,培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建设生态农牧业试验区。特色农牧业已成为青藏高原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以来,国家累计投入30余亿元,在西藏实施青稞、牦牛、藏药材等10多类450多个农牧业特色产业项目,培育龙头企业100多家,实现农牧民增收11.82亿元,使175.4万人受益。西藏自治区推动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培育特色品牌,加快特色农牧产业发展。目前已有帕里牦牛、岗巴羊、隆子黑青稞、察隅猕猴桃、波密天麻等10多个农牧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获得国家有关部门认证。

  青海省着力打造粮油种植、畜禽养殖、果品蔬菜和枸杞沙棘“四个百亿元”产业。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加快优化,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实验区建设稳步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产业园加快建设。截至“十二五”末,全省家庭农牧场发展到1879家,各类合作社发展到8876家,培育农牧业龙头企业451家。特色作物种植比重达到85%,农作物、畜禽和水产品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96%、62%和95%。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畜产品年生产总量达109万吨,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逐步建立。东部特色种养高效示范区、环湖农牧交错循环发展先行区、青南生态有机畜牧业保护发展区和沿黄冷水养殖适度开发带“三区一带”农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甘肃省甘南州实施藏区青稞基地及产业化工程和高原优质油菜、高原中药材(含藏药材)基地建设,加快发展特色种植业、经济林果业和林下产业。四川省甘孜州、阿坝州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生态农业有机结合,打造特色农牧业和特色林果业“两个百万亩”产业基地,以及花椒、森林蔬菜、木本药材等特色种植基地。云南省迪庆州高原特色农业种植面积达9.07万公顷,2017年产值达19亿元。

  绿色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水能、太阳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近年来,青藏高原各省区基本构建了以水电、太阳能等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保障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推进。

  青藏高原多条大江大河流经高山峡谷,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西藏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1.74亿千瓦,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建成了多布、金河、直孔等中型水电站,至2017年年底,全区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77万千瓦,占全区总装机容量的56.54%。青海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2400万千瓦,建成了龙羊峡、拉西瓦、李家峡等一批大型水电工程,至2016年年底,青海省水电装机容量达1192万千瓦。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坝州水能技术可开发量约5663万千瓦,已建成水电总装机容量达1708万千瓦。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太阳能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年太阳总辐射量高达5400-8000兆焦/平方米,比同纬度低海拔地区高50%-100%。青海省在柴达木盆地实施数个百万千瓦级光伏电站群建设工程,打造国际最大规模的光伏电站。至2016年年底,青海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682万千瓦。2014年,西藏被国家列为不受光伏发电建设规模限制的地区,优先支持西藏开发光伏发电项目。到2017年年底,西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79万千瓦。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坝州太阳能可开发量超过2000万千瓦,已建成投产35万千瓦光伏电站。

  旅游业助力绿色发展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旅游发展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文化娱乐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手艺传承和特色产品开发。旅游业已成为青藏高原实现绿色增长和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青藏高原各省区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推进全域旅游,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旅游业开放水平,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西藏自治区依托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发展生态旅游,打造全域旅游精品路线。四川省开发大九寨、大草原等旅游经济圈,推动阿坝州、甘孜州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甘肃省大力培育山水生态游、草原湿地游等,甘南州开展全域旅游无垃圾示范区建设,努力实现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2017年,西藏自治区共接待游客2561.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79.4亿元,占当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28.95%;青海省接待游客3484.1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81.53亿元,占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4.44%。2017年,云南省迪庆州接待游客267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98亿元。甘肃省高原区域接待旅游人数、旅游收入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7年接待游客1105.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1.35亿元。

  五、科技支撑体系基本建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单学科研究到综合研究、从国内合作到国际合作的发展过程,现已形成较高水平的科研力量,建成了较为完备的生态与环境监测体系。在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流的科技队伍与科技成果

  中国科技工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青藏高原局部地区开展短期、小范围的科学考察。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获得了数百万字的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出版了包括43部专著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成为第一套青藏高原百科全书。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就获得国务院嘉奖。“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以来,结合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开展了区域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研究工作,并对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影响等科学问题开展了相关学科的系统研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将持续为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面科技支撑,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

  60多年来,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的科技队伍在青藏高原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方面取得许多开拓性科学成就。例如,刘东生院士在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季风变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构造-气候科学学说;叶笃正院士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季是热源的见解,开拓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研究,创立了青藏高原气象学。这些创新成果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了科技支撑作用。

  目前,中国已拥有一支积累雄厚、学科配套、老中青相结合的从事青藏高原研究的科技队伍,包括4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00多名“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领军人才。其中,刘东生、叶笃正和吴征镒分别荣获2003、2005和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孙鸿烈荣获2009年“艾托里·马约拉纳-伊利斯科学和平奖”,姚檀栋荣获2017年“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维加奖”,他们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成就享誉国际。

  日益健全的生态与环境监测体系

  为监测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变化,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测体系,包括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监测研究网络,以及环保、国土、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专业观测网络,形成了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体系。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建有森林、草地、农田和荒漠等8个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观测台站,对高原生态系统变化开展长期的定位监测,揭示生态系统及环境要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动因。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监测研究网络实现了对青藏高原地表环境变化过程的连续监测。“十二五”期间,气象部门在青藏高原增建了9部新一代天气雷达、18个高空气象观测站、123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1361个区域气象观测站,发射了3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完善了气象观测试验站网。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目前分别建成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22个和19个、国控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站点18个和11个。在一些重点区域,如三江源地区,相关部门构建了星-机-地生态综合立体监测与评估系统,建立了该区域时间序列最长、数据项最全的高质量数据库。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健全与数据质量的提高,促进了环境管理水平和效率大幅提升。

  科技支撑绿色发展

  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

  青藏铁路的建设和运营是科技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格尔木-拉萨段(格拉段)全长1142公里,工程建设面临冻土消融、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格拉段穿越连续多年冻土区546.4公里,基于大量观测数据和科技成果,科技人员设计采用了以桥代路、片石通风路基、通风管路基、碎石和片石护坡、热棒、保温板、综合防排水体系等措施,保障了铁路修建。青藏铁路穿越可可西里、三江源、色林错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保护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铁路全线建立了33处野生动物专用通道;为保护沿线生态环境,采取了沙害治理、植草绿化、草皮移植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青藏铁路建成运营后,多年冻土保持稳定,铁路两侧生态得到持续恢复,局部区域已接近甚至优于周边自然状态。青藏铁路建设成就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第四次和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青藏铁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建设适应于气候变化的绿色铁路提供了成功案例。美国《科学》杂志2007年4月27日刊文指出,青藏铁路终将提升中国西部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是一个铁路工程,更是一个生态奇迹。“青藏铁路工程”获得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在三江源区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三江源“黑土滩”草地恢复技术体系,使“黑土滩”治理取得突破,相关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牧草品种的原种籽栽培技术,为典型退化草地治理和人工种草提供了优质草种。

  藏医药是维护高原人民健康的宝贵财富,也是青藏高原发展特色经济的重大优势资源。为促进藏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科技部门大力推动藏药材人工种植及野生抚育等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积极开展藏医药基础及应用研究,不断完善藏医药标准和检验监测体系。在疾病防治、药物研发、养生保健等领域培育了一批创新型企业,打造了一系列藏药品牌产品。

  六、生态文化逐渐形成

  随着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美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生态文化自信日益增强。

  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青藏高原诸省区通过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开展教育培训、提升民众参与度、表彰先进人员、创建生态节日等,使生态文明理念逐步普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观念逐渐被“青山绿水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新观念取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得到推崇。

  “十二五”期间,西藏自治区开展重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实施了综合文化体育设施工程、流动电影服务工程、农家书屋工程、村级广播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卫生室医疗设备完善工程、太阳能公共照明工程等建设工程,建成文化广场1616个;实现了地(市)群艺馆,县(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新华书店,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农家书屋全覆盖。同时,开展年度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宣传活动,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等各类精神文明创建中,将生态环保作为评选表彰各类先进典型的重要依据。拉萨市通过实施“环境立市”战略,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并持续开展“家在社区、五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开展净化环境、保护生态等志愿服务。在广大农牧区开展“美丽乡村文明养成”精神文明活动;组建村(居)志愿服务工作队,开展打扫村庄卫生、植树造林、水源及动植物保护等活动。

  甘肃省甘南州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通过实行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机制,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导向作用。并将生态环保理念纳入全州干部在线学习教育内容,编写发行面向全州中小学生、党政干部、农牧民等不同层次的《甘南州生态文明教育读本》,开通环保网站,播放环保公益广告,推送手机环保短信,举办“生态立州”有奖征文,强化各级干部群众生态环保理念,提高人们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营造爱护环境的良好风气。

  青海省印发《关于开展“文明青海”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开展“清洁三江源,保护母亲河”“青海湖生态保护”等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倡导移风易俗和生产生活新风尚。算好“绿色账”,走好“绿色路”,打好“绿色牌”的环保观念和“生态似水、发展如舟”的生态意识逐步深入人心。

  绿色生活方式日益形成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高原农牧民“人畜混居”、燃薪烧粪等生活方式逐步发生变化,绿色建筑、绿色能源、洁净居住、绿色出行日益成为受欢迎的生活方式。

  青藏高原诸省区积极推进新能源多元化利用,以太阳能为主的新能源已广泛应用于取暖、做饭、照明、灌溉、通讯等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动式太阳房是西藏太阳能利用较早的技术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阿里、那曲、拉萨等地市推广应用。太阳房能基本满足冬季采暖要求,改善了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房屋节能环保程度已成为农牧民建房时的重要决策因素。截至2017年年底,以水能、太阳能、沼气为主的清洁能源已达到西藏自治区电力总装机容量的87%,推广太阳灶40多万台,太阳能热水器45万平方米,被动式太阳房约42万平方米,降低了农牧民对传统燃料的依赖。

  青海省实施省级农牧区被动式太阳能暖房建设工程,推广太阳灶、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电池、户用风力发电机,推动“以电代煤”“以电代粪”等项目。截至2017年年底,青海省累计推广太阳灶10.22万台、太阳能热水器1.28万台、太阳能电池9200套;建设被动式太阳能暖房1.31万套,示范面积达130.5万平方米。电热炕、光伏供热等取暖方式逐步替代了燃烧牛粪和煤块的传统方式,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降低了对草地的过度索取,促进了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改善。

  青藏高原诸省区通过建设生态文明小康村,开展改厕、改圈、改房等活动,实施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秸秆综合利用、噪声综合治理、人畜粪便污染综合治理等工程,减少了垃圾乱陈、私搭乱建、乱采乱挖、随意焚烧等不文明现象,住房、饮水、出行等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了干净、整洁和便利。

  2017年,共享单车进入西藏拉萨,迅速成为老百姓出行的选择,形成了美丽的城市风景线;拉萨、西宁等高原城市新能源汽车数量稳步提升,珠穆朗玛峰、纳帕海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已实现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绿色交通、文明旅游成为新的出行方式。

  生态文化自信持续增强

  青藏高原美丽的风景,良好的生态本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态文化自信。美丽乡村、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等多种形式的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使高原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增强,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对拥有青山绿水和冰天雪地倍感自豪。

  至2017年,西藏自治区围绕建设美丽西藏,建成自治区级10个生态县、173个生态乡镇、1924个生态村;林芝市巴宜区被授予全国第一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青海省建成1200个高原美丽乡村,西宁市成为国家森林城市。四川省阿坝州创建省级生态县1个、国家级和省级生态乡镇16个和50个,省级生态村30个。云南省迪庆州建成了45个州级生态文明村。甘肃省甘南州分别创建国家级和省级生态乡镇2个和14个,国家级和省级生态村14个和11个。这些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显著改善了人居环境和民生条件,增强了高原人民保护好最后一片净土的信心。

  2017年,青海可可西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评估报告中说,可可西里一望无垠,几乎没有受到现代人类活动的冲击,美景“令人赞叹不已”。可可西里申遗成功提高了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保护自然、关爱生命的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豪感、责任感。

  结束语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的稳定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升了人民福祉。

  同时,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突出表现在:受全球变化影响,冰川退缩、冻土消融、灾害风险加大的威胁依然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仍然突出。巩固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任务依然艰巨。

  在今后的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将不断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科学调控人类活动,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保护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着力解决突出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完善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进绿色发展;健全高原生态文化建设平台体系与功能,弘扬生态文明理念。

  青藏高原是大自然赐予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财富,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是中国人民的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新时代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民有信心建设更加美丽的青藏高原,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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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是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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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太兴疏林草原风景绝美

  【坐标】承德坝上
  【走向】东起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经御道口牧场管理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至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
  【里程】全长180公里
  【特点】一路尽览草原、森林、河流、山地、乡村等坝上无限风光。
  这是一条景色旖旎的风景大道,沿线林海浩瀚、湖泊点缀、草原辽阔、鲜花如潮。
  这是一条古风浓郁的人文大道,皇家行宫、驿站遗存、满蒙风情、多元文化相互交融。
  这是一条游客至上的旅游大道,8处港湾式停靠站、18处观景台、20个旅游新业态项目,可驻足观赏,可车游画中。
  这是一条助力脱贫的致富大道,贯穿围场、丰宁两个深度贫困县,有效带动坝上区域16个乡镇,112个行政村,2.1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绵亘180公里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犹如一条美丽的丝线,串联起木兰秋狝、阿鲁布拉克围、茶盐古道、国家牧场、契丹部落、中国马镇六个组团,落地建设20个“旅游 ”新业态项目,着力打造集皇家驿站、国家牧场、特色小镇、飞行基地、国际马场、旅游村落等为一体的旅游新业态集合群。
  把交通和旅游融合,打造风景道建设新样板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由省道“姜二”线和“御大”线组成,原是承德市2015年策划推出的“京承皇家御道”自驾游线路的一段。
  在这条路的基础上,2018年,承德市借助承办第三届河北省旅发大会的契机,精心谋划了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以车行和慢行(骑行和徒步)两大系统,形成巨大的坝上中枢风景道网络。沿线景观带、景点路口、重要村镇等处设置港湾式停靠站,有条件的地方设置观景平台。考虑二级公路路基窄,临时停车多的特点,港湾式停靠站设置长度不小于200米。
  同时,沿途还设置了图尔根自驾营地、京北房车营地、中国马镇汽车营地等,为游客提供露营、休憩、补给和娱乐等多项服务内容。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在规划阶段就将旅游元素考虑进去,在营地、驿站、游客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进行建设和优化,可以说是河北省境内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风景大道。”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形象标识系统负责人、清华美院博士冯祖光坦言,“融合性”是此次设计的最大特点,这不同于他以往设计过的任何作品,没有标准,没有模板,“生态先行,以风景为基础、野生动物标示为核心的崭新景区形象标识系统也将成为今后风景大道的样板。”
  截至目前,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共设有御道口、中国马镇、永太兴等3个游客集散中心,大峡谷太阳湖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乾隆行围、康熙饮马、天成号、鱼儿山、皇封山5个驿站。
  还建设了5个智慧旅游展示点,游客可通过ARVR互动体验、弧形环幕体验区等,享受数字化导航、导游、导览、导购等服务,使风景大道更“数字”、更“智慧”。
  把沿线景点连珠成串,建设全域旅游新地标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分为林海畅游、山地体验、草原之旅3个景段,沿途打造了草原森林、河流、山地、乡村等不同类型游径系统。同时还串联起木兰秋狝、阿鲁布拉克围、茶盐古道、国家牧场、契丹部落、中国马镇等六个组团。
  其沿线还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这里是清代帝王木兰秋狝的皇家御道,沿途散布木兰围场72围,皇家行宫、驿站遗存,更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文化分界线,蒙元文化、满族民俗、皇家文化、万里商道、边塞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融合。
  “既是名副其实的风景长廊,又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繁荣共生的文化地带,这为承德发展全域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承德市旅游委调研员李思泉说。
  过去,旅游景点多是单打独斗,难以形成合力,良好的资源往往品牌力不够。国家“一号风景大道”的建设,在空间上将独立景点串联成线,旅游行业可以实现深度交流合作,在产业上打破单线作业,实现多维发展,形成以路网为载体的巨线型旅游经济带和旅游目的地。
  借助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品牌,承德将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御道口森林草原风景区、五道口自然保护区、永太兴疏林草原、京北第一草原、京北第一天路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根据各自不同的优势将建设马文化小镇、飞行小镇、茶盐古镇等不同景区,从资源分散走向资源系带,进而走向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集聚,撬动承德坝上旅游一体化开发、管理、建设。
  近年来,随着大众旅游时代兴起,承德旅游产业正在向全域旅游快速发展。通过打造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承德将形成以自驾徒步、旅游集散、户外装备、户外广告等产业为特色的旅游经济带,营造多功能业态,力争把世界级的景观资源发挥到极致,打造成全国甚至全世界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如今在承德坝上,飞天小镇、茶盐古镇、俄罗斯风情小镇、国家牧场、中国马镇等多个新业态项目,如雨后春笋争先涌现,处处是景、全面开花。
  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树立生态旅游新标杆
  沿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一路穿林海、过草原、跨滦河、赏花甸、观云海,眼前山更绿、草更丰、水更清,尽享生态之美。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贯穿的承德坝上地区正处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京津重要生态屏障,肩负着为京津阻沙源、涵水源的重任。为此,承德坚持把“生态优先”作为根本原则,守好生态底线,守住生态红线。
  在道路建设上,该市依托原有省道姜二线和御大线,进行了道路功能性和景观性整体改造,未多占一分土地,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做到最大化。同时,实施了69.9公里道路绿化提升,使风景大道两侧绿色更浓。建设了30公里慢行系统、8个观景平台及6个停靠站,在方便游客赏景游玩的同时,有效化解了过去游人和车辆随意轧踏草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在项目选择上,对所有高耗能、破坏大的项目亮红灯。围绕生态观光、房车营地、满蒙民俗等旅游业态,谋划实施了小滦河湿地公园、神仙谷七彩森林、永太兴疏林草原等20个绿色产业项目。
  在项目建设中,坚持把生态保护、生态恢复作为前提,将自然风光融入整体建筑景观设计之中,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工程结束后,马上补种草坪,恢复在建设过程中破坏的草地。
  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受缺乏管理、过度放牧等因素影响,一度曾出现“湿退沙进”的生态问题。作为旅发大会观摩项目之一,围场把其作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典范重点打造。如今公园里,河柳林迎风摇曳、细鳞鲑畅游水间、油菜花金黄一片。已建成湿地总面积3754亩,两岸水草茂盛,蓄水功能显著提升,向下挖一米多就能见水,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
  (图/田明、霍艳恩、卢云成、杜柏桦和承德市委宣传部提供)

  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密布,寸土寸金,却隐藏着一座3万多亩的“天然氧吧”——广东省佛山市云勇林场。这里,生长着520多种植物,森林蓄水量达512万立方米,被誉为“珠三角的塞罕坝”。
  云勇林场始建于1958年,风雨兼程一甲子。创业时,白了青丝,绿了荒山;低潮时,困难重重,初心不改;转型时,爬坡过坎,勇往直前;改革时,乘风破浪,创新不已……从连绵荒山到茫茫林海,再到远近闻名的森林公园,云勇林场以60年光阴,谱写了一首跌宕起伏的生态文明进行曲。
  改革开放初期,佛山对生态环保认识不足,低端产业一哄而上,影响发展质量。如今,工业重镇佛山痛定思痛:“尝够环境污染之苦,更觉绿色生态珍贵。”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征途上,以制造业享誉世界的珠三角,正加速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云勇林场的转型探索,堪为生动注脚。

  创 业
  “半个月挖坏一把锄头,个把月砍钝一把镰刀”

  一盏马灯、一双胶鞋、一把锄头、一顶草帽——云勇林场总部展览馆内,几代拓荒者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诉说着一个个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的感人故事。
  1958年春,珠江两岸红棉怒放。120多名抽调来的干部和职工,聚集到珠三角泗云山区腹地。这些平均年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分为多个组,吃住、劳动在6个远近不等的工区,垦山造林,开启了云勇林场的创业史。
  林场没水、没电,路边茅草齐腰,山坡荆棘丛生。场部设在附近的甘蕉村,借一间民房办公。职工则统一住在另一个村的祠堂,铺层稻草打地铺。后来,大家就地取材,在各工区搭起一间间茅草棚。厨房搭在茅棚外,几块石头垒个灶,生火做饭。
  1962年2月,19岁的严自强高中毕业,一把锄头挑着行李,冒雨进山报到。他分在最边远的十二沥工区,距场部20多公里,“我挑着90多斤的床板和行李,差不多走了一天才到。途中,有位女同事踩翻石头,跌进小溪。”
  当年,林场主要种植松树、杉树等用材林,要求“头戴帽”(山顶、山背种松)、“身穿衣”(山洼、山脚种杉)、“脚着鞋”(低洼地种竹、果树)。职工每天工作就是打穴、抚苗、育林。
  “冬春季节尽管气温低,我们多数人也是赤脚开山,脚趾冻得像红萝卜。饿了啃几口冷馒头,累了躺在草地歇口气。半个月挖坏一把锄头,个把月砍钝一把镰刀。”严自强回忆。
  荒山野岭,蛇虫出没。有的职工被黄蜂蜇伤,3天下不来床;还有人被毒蛇咬伤,来不及送医院救治,年纪轻轻就长眠在这山里。以防万一,林场成立了民兵排,配发步枪。
  体力上经得起打熬,精神上也须耐得住寂寞。
  山里工区不通电,俯首孤盏听夜雨敲窗,仰头星辰映树影绰绰。一张报纸送进林场,转来转去,读到时已是半月前的旧闻。
  “记得一个冬天傍晚,场部大院空空荡荡。一位老职工独坐凳上,面对一堆篝火,拉起二胡,松涛阵阵掩不住曲声呜咽。”云勇森林派出所所长叶小飞正巧看见,鼻子陡然一酸。
  为了留住职工,林场干部不得不耍点“小聪明”。林场通电后,新招员工报到,便特意安排在晚上。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场部内却灯火通明,再杀上一头猪。新职工个个高兴:“谁说林场苦?这不,灯光明亮,还有猪肉吃!”
  第二天起床,环顾四周,荒野苍茫。新职工顿时心凉了半截,当天就走了一些人,请假回去就再没回来。
  然而,大部分云勇人选择了坚守。他们难免有过短暂动摇,时常也发些牢骚,不过一旦选定,便风雨兼程,一往无前。林场创办头17年,累计种树近3万亩、1170多万棵,每人年均造林20至30亩。
  “头顶青天,脚踏实地。白了头发,绿了荒野。”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已深深融进云勇人的血液,代代相传。
  2001年,严利章接过父亲严根开手中的镰刀,当上了护林员,“牢记父亲那句叮嘱——好好干不要丢人。”
  阵 痛
  “万万没想到,一个国营林场竟发不出工资”

  进山一条泥沙路,弯多道窄,坑洼不平,公交车进不去。场部距附近的明城镇30多公里,步行需3个多小时……1994年7月,21岁的许雄坚挥别广东省林业学校,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走进泗云山深处云勇林场大门,“苦点、脏点、累点,我都有思想准备,咬咬牙就过去了,只是万万没想到,一个国营林场竟发不出工资。”
  熬过创业期的艰辛,云勇林场迅速发展。尤其是1984年7月,管理权从广东省下放到佛山市后,云勇林场按市场需求增种松树、果树,开办松香加工厂、饮食店、旅游项目等,二三产业联动,经济效益倍增。1987年至1990年,云勇林场总收入3518万元,被评为“全国百佳国营林场”。
  不料,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风云变幻,钢材、水泥、塑料等工业品产量剧增,建筑木材需求量急剧萎缩,价格大幅下跌。靠山吃山的云勇林场效益一落千丈,陷入“断炊”危机。
  这个时间段恰好是云勇林场新老职工交替期。一辈子献身林业的老职工收入锐减,心理落差大;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的新职工措手不及,情绪波动大。
  “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上百名员工眼巴巴等着‘出粮’。我们心里难受,压力巨大!”退休老场长陈景讲起这段日子,语调低沉下来,“不过,也不能说走投无路。如果头脑灵活点,至少有两条路可选。”
  一是加大砍伐量。当时木材市场价格从每立方米1000元暴跌至300元,要维持以前的收入水平,每年伐木量需要从2000亩增加到6000亩。
  “这条路最省心,对付发工资不成问题。但这样一来,种树速度赶不上砍伐速度,不出几年,林场就砍光了,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陈景说,“这是竭泽而渔,养活了这一代,下一代怎么办?”
  二是“一分了之”。分山到户,种速生桉树,投入少,收效快。林场3万多亩地,100名职工均分,每人能分300亩。桉树5年成材,每亩收入5000元,人均年收入能有30万元,超过当时收入60倍。
  对于种植技术娴熟的林场人而言,这是一条致富捷径,十分诱人。但是,专业知识也让他们心存忌惮:桉树素称“抽水机”,大面积单一种植,会导致水源枯竭、土壤沙化,破坏生态多样性。这与生态保护理念背道而驰,也被云勇人否决了。
  当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爱林如命”的云勇人毅然选择了后者——“保护绿水青山是林场人的天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林场党支部反复做职工思想工作:“日子再难,哪怕勒紧裤带,也不能变卖‘家产’、吃子孙饭断子孙路。”
  林场植树造林,通常会先试栽部分适应性强的树种,为大面积植树创造条件。现任场长苏木荣说:“这叫‘先锋树’,树有先锋,人也有先锋。林场能走到今天,这些党员和骨干就是先锋,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抑制赚快钱的冲动,也就意味着必须承受惨淡经营的压力。
  “弹尽粮绝,路在何方?”林场领导班子彻夜商讨,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只能分头出动,四处找关系,向银行抵押借款发工资,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安排一部分青壮年职工,临时到城区就业,熬过眼前“寒冬”。
  佛山是陶瓷之乡,林场周围遍布陶瓷企业。一些开采陶瓷砂的老板得知林场“等米下锅”,找上门,开高价,想买断部分林地挖矿。只要林场松口,马上财源滚滚。但林场一一回绝:“林场的确等钱用,但不能饮鸩止渴。矿土是森林‘粮食’,一旦采挖,生态将遭灭顶之灾。”
  转 型
  “放下斧头,专心护林,林场才能获得新生”

  “丰衣足食”沦为“寅吃卯粮”,云勇林场被卡住了脖子,苦苦支撑。
  进入21世纪,国家明确了国有林场生态功能定位,鼓励林场大胆改革转型。这一决策如雾中灯塔,照亮云勇林场航向。2001年初,云勇林场主动申请,从商业性林场转为生态公益型林场,并获得广东省林业厅、佛山市政府批准。
  但是,生态公益林如何做、投入多少?没几个人说得清。会不会造成职工下岗、赔上“老本”?也无人敢打保票。
  云勇林场派人赴外地“取经”,都空手而返。有些国有林场不敢冒险,要么继续按惯性运转,砍树卖树度日;要么脚踏两只船,改造少部分公益林,保留大部分经济林,留条创收门路。
  “国有林场为何要转型,如何转型?”云勇林场决心率先探路,展开讨论,最终统一认识:“不放下斧头,靠砍树为生,地力越来越贫,生态越来越差,路子越走越窄;放下斧头,专心护林,林场才能获得新生。”
  “早就该这么干啦!年年种树年年砍,生态不可能好转。”七旬退休职工李辉说出了云勇人的普遍想法。
  关键时刻,佛山市全力支持云勇林场改革,10年内每年投入177万元资金,进行林分改造,增加樟树、榕树、鸭脚木等数十个阔叶树种,置换生态效能低的经济林,建设多树种、多层次、多功能的省级生态公益林示范区。
  路径明确,资金落实,苦熬多年的云勇人松了一口气,不再担心创收,一门心思谋种树。
  然而,转型如爬坡,其难度远超意料。这是一场全面比拼体力、耐力和毅力的“越野赛”。
  云勇林场林分改造,必须砍掉数以百万计的老化树木,间种不同种类树木,恢复生态多样性。林场聘请专家,做出10年规划。
  春节后、清明前,是每年植树“窗口期”。林场所有职工铆足劲,抢在雨季种苗,提高树苗存活率。已是一名林业工程师的许雄坚说:“天蒙蒙亮就上山,午饭在山上做。遇到下大雨,柴火淋湿,吃夹生饭,收工就拉肚子。”
  2008年冬至2009年春,连续3个多月没下雨。一工区10万株营养杯苗运到山腰林道,却迟迟种不下去,晒得奄奄一息。“700多亩造林任务等着呢,我心里那个急啊!”许雄坚说,天天骑摩托车运水淋苗,腿都快跑断了,才把大部分幼苗救活。
  传统植树造林,少不了“炼山”,即每年秋冬季节,放火烧山,灭虫肥土,清理杂木,以便来年开春植苗。林场进入转型期,禁止此类破坏生态多样性的营林方式,人工开荒劳动强度便大大增加。
  但是,无论多么辛苦,云勇人执行种植标准不打折扣。播种,松土上层必须覆盖防寒松针;育苗,分类施肥、按时喷药、小心拔草;栽苗,土壤要用手一一拍实;挖树坑,大小、深浅、距离必须合比例。
  “大家按前辈传授的经验自觉执行,一丝不苟。”退休老员工杨婵娟伸出左手,中指和无名指上都有一道明显疤痕,就是当年开山滑倒为镰刀所伤。
  餐风饮露、栉风沐雨,光阴如梭,云勇林场从树种单一的商业性林场,成功转型为占地3万多亩、拥有134科520多种植物的生态公益型林场。
  守 望
  “让群众享受‘森呼吸’,付出再多也值得”

  造林不易,守林更难。
  云勇林场山里、山外有20个自然村,林场山地与村民田地犬牙交错,交界线达120公里。山脚没有公路,无法行车。巡山护林只能靠两条腿翻山越岭。所有辖区走一趟得1个星期。
  林场人要维护国有林地完整,少不了与侵占山林者打交道。副场长盘李军说:“碰上不讲理的人,说一些难听话,处理起来很棘手。为避免正面冲突,我们只能忍气吞声,耐心沟通。”
  一次,护林员巡山回来报告,一处偏远林地被人侵占,种了100多棵桉树苗。许雄坚和工区长骑上摩托车,赶去现场。半道上,十几个村民拦住他俩,不由分说,推倒摩托车,还持棒威胁说“谁敢动一棵桉树就打残谁”。
  许雄坚采取迂回策略,联系村里族长,晚上登门拜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村民思想转弯,移走私种苗木。
  五工区护林员李国平,负责5475亩山林的防火、防盗、防事故等任务。他吃住在简易工房,距离场部20多公里。白天骑摩托车巡逻,晚上开吉普车蹲守。他半开玩笑地说:“进场15年,没有哪个山头没爬过,没有哪棵古树没摸过。”
  李国平巡山结束,多是深更半夜,一人回到工房,周围黑咕隆咚,只有虫鸣起伏。实在感到寂寞,他就扭开音响,听一听歌曲。倘若下班早,他会掏出手机,与妻子通个电话,翻看一家人合影。
  在电视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为了与村民搞好关系,云勇林场还想了一招——送电影下乡。唯一扎根林场的知青林伟基头脑灵活,多年担任义务放映员。他白天开拖拉机运木头,晚上背着放映机进村,在周边村庄轮流放电影。除了故事片,还放森林防火、生态保护类的纪录片,普及环保知识和法制观念。
  “大家混熟了,能讲到一起,沟通就容易,纠纷也就少了。”林伟基退休了,还与一些村民有往来。
  俗话说:“林业三分种七分养。”云勇林场建设生态公益林,离不开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年轻人。
  45岁的林场人潘文属于“半路出家”。小时候,他常随外婆到菜园除草、摘水果,对乡下的一草一木特别好奇,总想长大干一番绿色事业。2006年,看到云勇林场招聘财会人员,他立刻辞去银行工作,应聘进“绿色银行”。
  亲戚朋友很不理解:“放弃好端端的金饭碗,跑到山旮旯种树,何苦来?”他一笑置之。12年过去,潘文已是分管防火和安全生产的副场长,一路见证林场日新月异,从未后悔当初的选择。
  近年来,一批农林专业大学生、研究生进入云勇林场,为林场建设与树林保护立下汗马功劳。与潘文同年进场的副场长王敏老家重庆,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是林场第一位女大学生。林场工作性质特殊,年轻人经常需要夜间、节假日值班,不能与家人团聚,但她毫无怨言:“守护一片生态绿洲,让群众享受‘森呼吸’,付出再多也值得。”
  两年前入职的90后研究生谭莎,是林场职工中最年轻的一个。第一次和老职工进林区标记种树,发现他们对这些树木了如指掌,不由得由衷感叹:“那一刻,心里默默许愿:10年之后一定要有自己种植的一片绿。”
  新 生
  “尝够环境污染之苦,更觉绿色生态珍贵”

  久久为功,云勇蝶变。
  21世纪头10年,云勇林场完成了从商用经济林向生态公益林的转型。原先单一的杉树林、松树林,被多种乡土阔叶树种、景观树种所替代,林场成为佛山市的动植物栖息地和生物基因库。
  从2010年起,云勇林场被佛山定为一类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是,云勇人没有贪图安逸,而是再定10年规划,推动生态公益林向生态景观林转型,打造集回归自然、森林观光、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森林公园。
  寒来暑往,云勇林场一步一个脚印,生态质量改善,生态价值凸显,为佛山挺起一道生态脊梁。
  据广东省林科院监测,云勇林场植物种类达134科520多种,占全省植物种类的7.5%;森林蓄水量达512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年释放氧气4158吨、吸收二氧化碳6236.5吨。若算上生态恢复后,减少水土流失与肥料损失、节约清淤与固土费、下游农田增产增收等,间接效益巨大。
  “山绿水清,花香鸟鸣,一年四季山涧溪水不断。林区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5.5万个,气温常年比佛山市区低3至5摄氏度。”苏木荣说。
  云勇村“长寿水”枯而复涌就是印证。登高远眺,远近闻名的“长寿村”云勇村群山环绕,屋舍错落,田畴齐整。全村100多人,80岁以上的老人有19位。
  村头一口古井,清澈见底,入口甘甜,人称“长寿水”。曾因山荒林稀,导致地下水减少,井水遇旱则枯。林分改造之后,生态恢复,“长寿水”常年冒涌,来自四面八方的取水者络绎不绝。
  去年,云勇林场新景区——“缤纷林海”落成,“冬春山花烂漫,秋夏缤纷绚烂”。大批游客慕名而至,观山赏景,采摘瓜果,体验农家乐,带旺了这一带的休闲旅游业。
  旭日东升,登上云勇林场最高峰——鸡笼山,但见朝霞满天、群山逶迤,浓浓云雾一阵阵漫过山坡、树梢、脚边,如人间仙境……
  随着佛山扶持力度逐年加大,云勇林场生态转型步入“快车道”,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2016年成为全国首批、广东省首个“中国森林体验基地”。
  佛山正制订“一揽子”计划,将云勇林场建设成国家级森林公园——整合林场周边林地,扩大面积至5万亩;改善林地交通,提高服务能力;优化林相结构,丰富景观色彩;改善森林资源,添种珍贵树种。
  云勇林场生态转型,既是佛山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也为这座工业重镇转型发展做出表率、提供启迪。“尝够环境污染之苦,更觉绿色生态珍贵。”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表示:“要不折不扣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决不再以破坏性方式搞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发展理念转变,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佛山市土地开发强度接近40%,市域森林覆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约需用地4.4万亩。工业用地与绿化用地孰先孰后?佛山态度坚决:“守住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佛山。”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经过一轮又一轮绿化行动,佛山从传统工业城市蜕变为岭南生态绿城。全市森林面积达160.35万亩,相当于53个云勇林场。2017年10月,佛山荣膺“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佛山市长朱伟说:“要复制推广云勇林场经验,构建山水相依、文脉相融的城市新形态,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记者 刘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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