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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造就世界林业发展典范,好生态带来更多新物种

浏览次数:66 时间:2019-07-29

  近日,调查人员在云南省河口县发现一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云南兰花蕉,这是该物种在野外首次被发现,打破了其在世界上处于野外灭绝的推测。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一些新物种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如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北京无喙兰、扇羽阴地蕨等。新发现的物种不仅使中国植物谱系增加了新成员,还填补了国内植物学相关研究的空白,对于植物多样性保护更是意义重大。
  保护刻不容缓   植物与生态环境关系密切。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副秘书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黄宏文表示,植物是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深刻影响着地球的生态环境。植物多样性在整个绿色生态系统中为人类提供了初级生态服务功能。通过大幅度保护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得以提高,优良的空气、优质的水、优美的环境等也会随之实现。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就目前的资料看来,我国高等植物,包括苔藓、地衣、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共有35700余种。
  但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诸多因素,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也在严重丧失。据不完全统计,仅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极危或濒危的植物就达100多种。一种植物灭绝,常导致10到30种生物出现生存危机,其具有的科研、文化、经济价值也随之消失,因而对于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
  划入生态红线   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首要问题便是认清目前物种多样性的基本情况,包括探查物种总量、确立优先保护物种、明确主要保护方式和实施保护主体。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卫邦研究员指出,“对于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应是植物物种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我国的情况看,珍稀濒危植物应该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标准评估的受威胁植物以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我国于1996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10月修订),对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具有重要经济、科研、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给予国家法律层面的保护。为了抢救、保护我国濒临高度灭绝风险的物种,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自2004年开始进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指野外种群数量极少、人为干扰严重、随时有灭绝危险且生境要求独特、分布地域狭窄的野生植物。昆明植物研究所先后开展了60余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种质资源采集保存、人工繁育、迁地保护种群人工构建、种群及其生境恢复等关键技术研发,初步建立了“种质采集—种质保存—人工繁殖—迁地保护种群构建—种群及生境恢复”的技术体系,不仅成功繁育了56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还在昆明植物园构建了15个“遗传完整性与园林景观融合”的迁地保护种群,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植物物种的保护。
  通过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保护、回归自然与种群恢复重建等方式,我国在物种水平的保护,特别是在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国家已把极小种群物种的栖息地纳入生态红线划定的方案中,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草案)也已将其纳入。
  大数据摸清“家底”   植物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现在,植物大数据研究与运用正在参与到植物保护工作中。“打开这个客户端,对准花儿扫一扫,关于它的根茎叶花果、生长分布地区以及习性就一目了然了。”时值春暖花开之际,玉渊潭公园中游客无数,一名年轻女孩正在向同伴介绍一种可以识别植物信息的软件。如今,“形色”“花伴侣”等植物识别软件在年轻人中十分流行。
  根据“花伴侣”官网介绍,“花伴侣”目前能识别中国野生及栽培植物3000属,近5000种,几乎涵盖身边所有常见花草树木。这是基于中国植物图像库海量的植物分类图片才能做到的效果,也是大数据技术在公众植物知识普及上的应用之一。
  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技术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它还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探查及记录植物种类资源工作上,大数据技术可以将植物等生物资源标本数字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更权威的数据支持。
  目前,这一工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植物学领域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在野外采集标本时,调查人员用手机软件实时录入,地图软件、导航系统和专业相机等标准配置辅助传递信息。记录者按照采集标准上传照片和标本形状等信息,形成植物多样性庞大的数据库。这不仅方便植物学研究者查询与使用,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还能通过开放的信息平台,为社会提供数据共享和专业服务,转化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以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项目下面的植物子平台为例,植物大数据成果已经应用于三峡水淹区多样性调查、濒危物种评估、保护区的有效性评估、入侵种预测、国家重点野生植物分布、中医药植物分析等多个领域,支撑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国家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基金项目。(范佩)

  编者按   德国森林经营享誉世界。但凡对森林经营有所关注的人,多少都对德国的森林经营有所了解,比如近自然森林经营。然而,对近自然森林经营你真的了解吗?什么是近自然森林经营?近自然森林经营的核心是什么、原则有哪些、在实践中如何实施?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能了解透彻,就难以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德国森林经营实践经过200多年的历史积淀,其内涵博大精深,值得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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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黑森林地区恒续林——多目标森林

 
  德国的森林经营管理理论和实践有200多年历史,虽然其间走过不少弯路,但总体来看,取得了辉煌业绩,特别是近自然育林与自然生态、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发展多种要求保持高度和谐,被誉为世界林业发展的典范。
  德国森林分布均匀,林分质量高,生态功能十分明显。2011/2012第三次全国森林清查结果显示,德国的森林面积为1140万公顷,与第二次清查结果基本持平。人均森林面积约为0.13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32%。近40年来,德国净增森林面积400万公顷,新增林多为稳定的针阔混交林,树种搭配合理,生长状况良好。
  德国森林蓄积量高,位列欧洲各国前列。2002-2012年间,德国木材蓄积量增长了7%,达到37亿立方米,平均每公顷木材蓄积量为336立方米。蓄积量最高的巴伐利亚州,森林蓄积每公顷超过400 立方米,创世界纪录。通过科学的森林经营,德国森林平均年龄为77年,采伐的树木以80年生以上的大径材为主。德国森林年生长量约为9500万立方米,单位面积年生长量每公顷超过8立方米,而德国每年的总采伐量只有5000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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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典型的目标树作业林分 终伐及二次建群阶段

 
  德国的原始林树种以阔叶树为主,主要树种有山毛榉和栎树。针叶树种主要是冷杉、云杉和松树。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造林运动中,德国大部分地区的天然林被改变为针叶树人工林,致使天然林几乎全部消失。20世纪后期,德国逐步在针叶林中引入阔叶树种,从树种组成看,62%为针叶树,38%为阔叶树。从林相上看,混交林占73%,2-3层结构的混交林占54%;非常近自然林占35%,近自然林占41%,两者合计占森林总面积的76%,人工林仅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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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云杉纯林抚育 择伐林分

 
  以近自然育林理念为指导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关于“什么是林业”和“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讨论在德国兴起。通过讨论,由林学家K·盖耶尔在1898年提出的“近自然育林理论”开创了林业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近自然育林是在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人工辅助经营,加速培育优质立木,改善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育林体系。这种育林体系十分关注利用自然力和追求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旺盛,经营中的碳成本很低、碳汇能力优,符合现在的低碳发展理念。该理论首先要求根据当地的原始森林群落组成来选择树种,认为只有乡土树种才能保证建成的森林群落与外部环境达到最为和谐的统一,才有最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培育过程必须遵循并充分利用森林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培育成的“近自然林”是健康、稳定、多样的混交林,既具有集约经营人工林生长迅速的优点,又具有天然林稳定、持续发挥多种效益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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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工林近自然经营 终伐阶段

 
  德国在林业生产实践中,围绕优良种源选择、工厂化育苗、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造林、合理密植、混交模式选择、科学经营管理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营造林技术体系,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原则。
  近自然森林经营的主要技术体系是目标树作业体系。该作业体系的基本原则是选择林分中优质、高价值乡土树种作为目标树,重点培育。尽量利用和促进森林的天然更新,从幼林开始就选择目标树,整个经营过程重点围绕选定的目标树进行单株抚育,内容包括目标树种周围的除草、折灌、人工修枝和疏伐等,直到完成经营目标。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的林业工作者以恢复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改造林分结构。具体方法包括:制定林业区域发展规划,确定合理的林分结构模式;非适地适树立地已发生天然更新的,采用人工方法重新促进更新;采用“目标树”作业法,在维持森林自然生态的前提下,培育大径级和高价值林木;发展适合生态经营的人工、半机械和全机械的造林、疏伐、集材、运输等技术;采伐和运输必须注意保护地表等。
  同时,德国以“近自然育林”理论为指导,针对大面积云杉纯林生态系统脆弱等风险,广泛开展针叶纯林转化,先在70-80年生的针叶林内进行林冠下造林,群团状栽植橡树和山毛榉,待阔叶幼树成活并长到适当高度时,采伐部分上层针叶林,以促进阔叶幼树的生长和针叶树的天然更新。针叶树天然更新达到满意程度时,再伐除大部分上层针叶树。通过转化经营,同龄林变成了异龄林,单层林变成了复层林,针叶林变成了针阔混交林,显著提高了林分质量,增强了森林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的多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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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工林近自然经营 异龄复层林(多目标森林)

 
  进行国有林管理体制改革   德国的森林所有制形态比较复杂,但权属非常明确,主要有国有林(联邦林、州有林)、集体林(市、社区、教堂所有等)和私有林3种。国有林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3%,集体林占19%,私有林占48%。国有林占比高于周边中欧国家水平。其中,州有林近九成,联邦林只有约一成。国有林的经营管理在历史上曾经是最令德国政府头疼的问题之一。由于国有林肩负着公共福利功能,每年国家和州财政投入大量资金,仍无法扭转亏损的经营状况。
  1990年,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两德统一后,林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上日程。1998年,大部分州都制定了具体的森林行政改革计划,改革计划的内容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但改革目的都是提高森林公益功能,改善森林经营管理状况,改进森林行政管理效率等。在改革研讨过程中,这些州全面审视了以前森林行政各部门的任务,提出了各种意见,如部分业务移管给其他行政厅,国有林经营管理企业化,将森林行政体系的一般森林行政管理组织和国有林经营管理组织分离等。大部分州还在以往的州、地区、基层林业局三层结构的基本组织体系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也有个别州废除了森林经营管理的中级机构,采取州、基层林业局两层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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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森林 终伐更新阶段

 
  2003年,德国进行了林业管理体制改革,将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联邦林的管理另成体系,由联邦林业管理局直接管辖,管理局在汉诺威、柏林、纽伦堡分设北、东、南3个中级管理机构,以上3个中级林业行政机构在全国范围总共设36个独立的联邦林业局,各局下面再设6-10个施业区。在联邦层面,林业工作由联邦食品和农业部负责,而州一级林业主管部门主要设置在州环境或农业部门中。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等相继成立了州有林管理公司,不仅负责经营州有林,而且承接了州林业主管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近年来,德国国有林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国有林自2007年以来总体实现扭亏为盈。
  德国国有林管理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政企分离”模式,即政府林业行政管理机构为职能机构,不直接经营国有林,而是由相应的企业性机构进行经营,接受职能机构的监督。其主要特点是,在德国联邦政府实行分散决策的原则,联邦制赋予州政府很强的独立性,州政府林业行政管理机构实行政企分离;林业行政管理机构只履行国有林行政管理职能,不直接经营国有林;企业直接经营国有林,具有法人资格,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走市场化的道路;国有林实行预算制资金管理,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投资,收支两条线,盈亏均由国家承担。
  及时调整国家林业政策   德国林业政策阶段性特点明显。德国不仅是近代林业集约化经营的始祖,而且也是多目标利用森林的发源地。18世纪末,德国开始推广人工造林,当时的林业理论是以“永续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目标是追求木材的高产量。19世纪中期,德国战后赔偿压力以及工业资本的兴起使木材的需求量迅速增长。对森林资源的认识是将森林的经济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过度采伐的森林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料,却造成了森林变荒山的恶果。针叶树人工培育思想盛行,大规模营造生产力高的针叶林成为提高生产效益的最佳手段,这段时期很多阔叶林被改造为针叶林。但在20世纪初,德国出现了严重的森林病虫害和土壤贫瘠化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前,德国林业政策基本上长期坚持了以木材生产为主导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制定了把森林的经济效益、游憩利用、环境保护3个方面平等对待的林业政策。20世纪80年代,保护生态系统的呼声日益高涨,林业经济收益急剧下降。在双重压力下,德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近自然育林”的构想。到20世纪90年代,“近自然育林”的经营模式更加明朗,林业政策相应有所调整,德国制定了对推进“近自然育林”或营造混交林的活动实行发放补助金政策,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栽种阔叶树和实行天然更新的比例显著增加。
  如今,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德国对于森林的需求维度正在不断扩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森林利用模式。回归自然的休闲方式使森林成为人们度假疗养的胜地,森林对缓解气候变化和自然保护作出的贡献为公众所认同,对木材和狩猎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对森林各方面需求的持续增长,促使德国政府实施平衡的政策,使需求与可持续发展处于平衡状态。基于对森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效益的平等考量,德国制定了2020年森林战略。该战略描绘了林业健康发展的愿景,即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框架下,主要采用可适应气候变化的乡土树种,保护和发展良好长势的森林,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原料,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发挥庇护功能,拓展森林休闲活动,营造生态良好、稳定性和多样性丰富的森林。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该战略明确了在适应气候变化、提供就业、提高木材利用率、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营造林、狩猎、水土保持、休闲娱乐及科研宣教等9个领域的具体目标和措施,为林业生态、经济与社会多目标平衡发展制定了路线图。(李茗 吴水荣 刘勇/文 吴水荣/摄)

  党的十九大对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作出战略部署。日前,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为主题,全面展示我国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成果,交流数字中国建设体会和看法。本期周刊集中展示福建、贵州、深圳、浙江四地的数字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经验,为我国的数字中国建设提供镜鉴,推动信息化更好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数字福建:追梦“四化”十八年  (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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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数字中国峰会上展示的自主芯片。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从新世纪到新时代,“数字福建”建设春潮澎湃。
  2000年10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并提出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的目标愿景,由此拉开了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大幕。十八年来,数字福建建设先行先试、开拓创新,为数字中国积累了丰富鲜活的经验,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
  4月22日至24日,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走进会展的8号馆数字福建馆,八闽大地数字化建设的精彩画卷扑面而来,这里集中展示着福建在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成就。人们真切地体验到,十八年前的愿景正在变成身边的现实: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的场景触手可及,它们正在推动着八闽大地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如今,“数字福建”已成为我国区域信息化科学发展的样板工程,从多个领域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着宝贵的经验。
  数字化:管理创新添活力   能否探索科学有效的先行办法,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十八年来,福建注重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信息化领域的管理创新,大胆先行先试,推动数字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峰会期间,“数字城管”作为福建数字化发展的优秀实践成果之一,在8号数字福建展厅进行演示。
  “福州市数字城管系统2013年在鼓楼区、台江区试运行,目前已覆盖各县(市)区283平方公里建成区。”福州市“智慧福州”管理服务中心系统应用处副处长林日庆介绍,数字城管运用网格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集成GIS技术、无线传输、视频监控、GPS定位、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从而对城市管理实现精确、敏捷、高效、全时段、全方位覆盖。
  井盖坏了、行道树倒了……遇到城市管理出现的问题,以前多数是依靠市民投诉。如今,有了“数字城管”这个“千里眼”和“顺风耳”,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与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相比,数字城管覆盖面更广,巡查内容更多,分类更精细,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极大提高了问题发现能力和案件处置的效率,实现了城市管理由被动向主动、静态向动态、滞后向实时的转变。”林日庆说,福州市数字城管系统自2013年运行以来,截至2018年3月,共受理有效案件337.1万件,结案率为99.37%,按期结案率为92.99%。
  像“数字城管”这样基于信息化技术的管理创新,在八闽大地上随处可见。如今,福建已在全国率先建成全省政务网和省电子政务外网,形成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网络体系;全国唯一的覆盖全省的无线政务专网也已在交警执法、消防检查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基本实现窄带物联网全覆盖,发展物联网终端用户800万户。
  网络化:资源整合促共享   充分整合信息资源,使数据通过网络化覆盖到全社会,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十八年来,福建加强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和开放,整合各部门各地区数据资源,形成网络化的政务数据环境,初步建成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
  福建应急通信与指挥体系就是网络化建设的“排头兵”。“‘十二五’期间,针对应急信息化存在的通信指挥不畅、信息资源分散、平战结合不充分等问题,福建开展了应急通信与指挥体系建设。”福建省应急办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福建利用电信、互联网、物联网、卫星等新技术,建成窄带数字集群、1.4G宽带集群专网、卫星移动指挥车网络、北斗及卫星应用网络、北斗预警应急网络、短波台网六大应急通信网络,天空地立体应急通信指挥体系基本形成。福建也因此成为国家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示范试点省份。
  这位相关负责人说,目前,福建还建成覆盖全省的图像视频监控网络,利用融合通信系统,统一接入公安、水利、国土资源、海洋渔业、交通、安监、气象、消防等部门建设管理的近23.9万个摄像头,实现资源整合、共享利用。
  随着网络化建设稳步推进,福建各地纷纷整合信息资源,政务应用模式创新层出不穷:龙岩市探索大平台、全要素、多功能、低成本的建设服务模式,建成全市统一的公共服务网,成为全市所有部门和县区以及乡镇统一的工作平台;莆田市建设社区综合应用服务网络,实现“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工协同”的业务模式,方便居民办事,减轻基层负担;宁德市大力推广“海云工程”网络,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及时转治”,获得原国家卫计委的肯定。
  可视化:互联网 新业绩   信息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擎。福建各地各部门结合“数字福建”领域的技术应用,立足自身实际,把可视化等信息技术与各项工作连接起来,打造互联网 新业绩。
  在数字福建展厅,参展的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建互联网平台一直在工作。随着平台摄像头的镜头,展厅里的情景即时传送到身处各地的党员面前。“从远方看到数字中国峰会现场令人震撼的画面,我真的对国家的信息化建设成就感到由衷赞叹!”远在成都工作的公司党员小陶这样在平台上留言道。
  “我们公司党支部现有党员40多人,分布在福州、北京、上海、成都、厦门等地。”富春公司党支部书记陈苹告诉记者,为了促进新形势下的企业党建,让公司党员面对面开展学习交流,近年来,公司党支部搭建了富春党建工作互联网平台,依托新媒体资源,联合创办“网上学堂”,聘任“网络班主任”,通过可视化手段,打造“双网互动”学习新模式,实现了党建工作、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人才效益多丰收。公司也因此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等称号。
  随着可视化等数字建设的步伐,福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迈向全国前列。2017年,4G信号覆盖全省市县城区及大多数乡镇,全省城市光端口占比达到99.6%,所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均已达到光网城市标准,省内互联网性能跃居全国第六位。
  智能化:服务民生新途径   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智能化手段,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数字化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十八年来,福建始终以信息利民、信息惠民为目标,不断探索拓展信息化服务民生的新途径,建成了一批基层群众“用得起、懂得用、爱使用”的生产生活智能化平台。
  在数字福建展厅,“智慧武夷”展台前的“游人”络绎不绝。“如今,在武夷山市,依靠大数据支撑,全域内15个主要景区实现了智慧旅游,让游玩更舒心。”福建省旅游信息中心副主任陈三元向大家介绍说,目前武夷山境内共安装30余台自助设备,线上购票的游客只需刷身份证,不到三秒就可取票。游客还可打开“武夷山旅游”APP的AR模式,将手机对准景点或地图,边游玩边获取相关视频资料和语音讲解。目前,武夷山智慧景区平台实现年交易额3亿元,年服务游客1000万人次。
  除了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等公众服务智能化平台外,武夷山市“全域智慧旅游通”项目还运用智能计算,分析汇总游客数据、景区情况,通过旅游大数据来调节景区承载量,维护“双世遗”的生态环境。
  随着社会公共领域的智能化发展,福建不断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基层信息化运作模式: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网络加快形成;物流园普遍接入物流云平台,实现与工商企业信息系统连接;基本实现各景区、旅游目的地联网;所有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均已开通网上金融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把‘数字福建’的经验总结好、推广好,积极打造‘数字中国’建设样板区,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注入强大动力。”“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荣辉这样表示。(光明日报记者 高建进 李晋荣 马跃华 见习记者 刘成志)  

数字经济的贵州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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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2017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现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在中国,提起大数据,总会提到贵州。贵州抓住了大数据的发展机遇,被很多人视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为什么一个地处西部、科教底子又薄的省份却能把大数据搞得风生水起?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贵州举起大数据的旗,是有道理的。
  贵州良好的生态环境适合建设中国天然的“大机房”。空气洁净、四季温差不大使数据中心运营成本大大降低;水火互济的电力稳定且价廉;多山多洞穴的喀斯特地貌成了数据灾备中心的理想场所。这也是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苹果、富士康等世界知名企业把数据中心放在贵州的道理。
  2013年,当大数据对很多人还比较陌生的时候,贵州省就着手确立发展大数据的战略。贵州省委和省政府积极作为,勇于担当,认为要实现后发赶超,就必须抢占产业先机,这就是他们把发展大数据产业紧紧抓住不放的道理。贵州先后建立了全国首个大数据省级综合试验区、在全国第一个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建成第一个省级数据集聚、共享、开放的系统平台、设立全球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挂牌运行第一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一个朝阳产业在贫瘠的土地上蓬勃发展起来。2017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37.2%,位列全国第一;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6.3%,成为工业经济第二大增长点;大数据企业8900多家,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超过1100亿元,苹果、高通、微软等7家全球前十的互联网企业在此落户,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互联网领军企业扎根发展。
  随着大数据产业在贵州的深入发展,人们越发了解发展大数据的道理。大数据可以孕育全新的业态,更可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贵州,用大数据技术搭建货运交易平台的“货车帮”,改变了中国公路货运物流业态,战略重组后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大数据物流平台;全国首家“云链”服务商白山云科技,深耕云分发、云存储和云聚合业务,已入选全球顶级CDN(内容分发网络)服务商,云业务服务中国70%互联网用户;易鲸捷创新研发出完全自主可控的国产知识产权数据库,填补了国内数据库核心技术的空白……优质大数据企业的扎堆带来了良好的集聚效应,数据加工、数据开发、数据安全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同时,大数据改变了传统行业格局,已成为转型升级新引擎。两年来,贵州以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重点,加快“千企改造”“万企融合”, 推出了茅台、瓮福等一大批转型升级典型,初步构建了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格局,成为2017年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中的典型经验。
  贵州发展大数据的道理还在于极大促进了脱贫攻坚工作。贵州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的省份,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而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贵州创新开发了云扶贫平台,打通各类政务数据壁垒,充分洞察民生需求,精准对接扶贫资源,用大数据驱动大扶贫。“精准扶贫云”打通了扶贫、公安、教育、医疗、交通等17个部门和单位数据,实现实时共享交换,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的车子、房子、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情况。教育云、精准扶贫云“两云”叠加,则能自动生成数据、自动办理教育扶贫资助。精准扶贫带来的脱贫攻坚成效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共减少贫困人口670.8万人。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贵州精准扶贫云”被作为典型案例介绍。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贵州从无到有、落地生根,并逐渐枝繁叶茂。数据中心集聚、大数据应用融合发展、打造衍生产业链、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的路径越来越宽广,前景一片光明。(光明日报记者 吕慎 见习记者 李丹阳)  

深圳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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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铁实现多种智能方式通关。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近日,深圳市委常委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快实施高速宽带网络、全面感知体系、城市大数据、智慧城市运行管理、智慧公共服务提升等十大工程,努力实现“一图全面感知、一号走遍深圳、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一站创新创业、一屏智享生活”。
  深圳市经贸信息委副主任胡晓清说,对市民而言,“一号走遍深圳”实现后,其身份证、驾驶证、社保卡、图书证、银行卡等,只要是实名办理的卡都可合成一个账户,在购物支付、医疗保障、图书借阅等过程中,均可使用身份证办理相关事项和服务。未来,还可以通过生物识别 身份证号/实名手机号办理各类事项和服务。“一屏智享生活”实现后,市民办事、享受生活服务无须到处找入口,可从统一APP获得想要的服务,该APP还能根据个人情况通过移动端推送服务信息。对企业而言,“一号走遍深圳”实现后,企业在办理各类事项时,无须重复提交各种证明材料,只需要使用社会信用代码 数字证书就可办理各类公共服务事项,尽量做到不见面办理。“一站创新创业”实现后,企业可方便地获得政府开放的数据和软件开发资源进行创新,也能享受一站式创业服务。
  参与制定《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的中国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专家赵迎迎博士说,深圳在数据的采集、传输、汇聚和应用等各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在数据的汇聚和应用方面,深圳的电子政务资源中心目前存量信息已有141亿条,日均交换数据2千万条,单日最高峰值能达到8千万条。
  为全市每栋房屋赋予唯一的“身份证号码”是深圳建设“数字中国”的一大创举。2017年,深圳市政法委与市场和质量监管委牵头,联合相关单位共同起草了《社会管理要素统一地址规范》,整合规划国土、公安、住建、民政等地址管理部门的行业标准。如今,深圳已为全市60多万栋建筑物和1100多万间(套)房屋赋予了由25位数字编码构成的唯一“身份证号码”。
  深圳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目前已初步具备“态势监测”“综合协调”“协同指挥”和“辅助决策”等核心功能。赵迎迎说,该中心今后将打通公安、应急、城管、三防、交通等条状业务系统和各区运行管理中心,实现“一张图”实时掌控城市运行态势,市、区两级运行管理中心和各部门业务系统一体化运行联动,最终建成国际一流的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光明日报记者 严圣禾)  

“数字”让浙江更美好

  “数据跑路代替人跑腿”“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诉讼”……这些在浙江已经“司空见惯”。最近,记者从浙江省委网信办获悉,“数据共享创造新价值——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和“杭州互联网法院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被评为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年度最佳实践成果。
  据了解,自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浙江深入推进政务数据和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目前,全省数据资源共享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省公共数据共享平台有可共享数据项约1.35万个,数据共享调用量月均增长超过130%,省级部门办事量前100位事项的数据共享实现比例达92%。
  “真的就是在家门口办营业执照呢!”在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偏远的农村,正准备开农家乐的村民老王来到村便民服务中心,请村里的代办员帮忙代办营业执照。
  “柯城区商事登记已经‘无纸化、无介质、零见面’。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者,限时30分钟内办结、就近发照,大大降低了商事主体的时间成本。”柯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勇芳说。
  “最多跑一次”使老百姓充分享受到了改革红利,而杭州互联网法院更是开启了我国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专业审判的新篇章。
  “互联网法院可实现起诉、举证、庭审等全流程在线办理,审判还能‘异步时空’进行。”杭州互联网法院常务副院长王江桥介绍,异步审理是将涉网案件的各审判环节分散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网上诉讼平台上,法官与原告、被告等诉讼参与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按照各自选择的时间登录平台,以非同步的方式完成诉讼。
  截至3月30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网络购物、互联网金融、侵权等涉互联网纠纷6613件,结案4647件,已关联当事人的案件100%在线开庭审理,开庭平均用时25分钟,平均审理期限46天。
  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从数字浙江到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从“宽带浙江”到“云上浙江”,从“效能革命”到“最多跑一次”等,拥有良好的信息经济产业基础、服务体系和发展生态,数字浙江正在蓬勃发展。(光明日报记者 严红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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