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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公园先锋,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55年发展历程速写

浏览次数:70 时间:2019-10-22

  对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地区来说,一走了之或许是最有效的脱贫办法,但在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却是个例外,这里的生态环境正在日益改善,贫困农牧民不用背井离乡,反而借靠生态治理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守住了家园,也留住了乡愁。
  由“死亡之海”到“经济绿洲”   库布其沙漠是距北京最近的沙漠,总面积为2115.67万亩,其中流动沙丘799.3万亩,横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受影响人口约74万人。多年前,这片茫茫沙海被冠以“死亡之海”的称谓,寓意不适宜人类生存和作物生长,表达着人们对恶劣环境不尽地憎恶。
  “从哪个方向看去,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海,让人感到非常绝望。”今年68岁的蒙古族牧民陈宁布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人,他满脸惆怅地回忆:“那时每家每户一年最多去镇里两次,每次都要买足半年用的东西,因为翻越沙漠太不容易,走路和骑骆驼加起来得11个多小时。”陈宁布表示,一次一位邻居临产,还没等赶到镇医院,就和胎儿一起死在了沙漠里。
  尽管多数人此前对环境改善感觉无望,但现在的库布其沙漠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鄂尔多斯市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库布其沙漠治理率已达到25%。如今,穿沙公路在沙漠腹地纵横交错,行车在公路上,道路两旁绿油油的樟子松憨态可掬地排成几排。在它们后面,满目的沙柳、杨树、大白柠条、甘草等绿植紧紧锁住流沙,随着沙坡地势此起彼伏,像绿浪一样一波一波向着看不着边的远处涤荡。
  时值盛夏,独贵塔拉镇解放村46岁的村民张喜旺和工友们在烈日下给沙柳浇水。他是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治沙联队的一个包工头,今年他带领50位工友共承包了300亩甘草和500亩沙柳的种植、浇水和除草工作。种1亩地树苗联队能挣100元,浇1亩地水挣50元,除1亩地杂草能挣70元。“过去只要刮一晚上的沙子,第二天准是连门都推不开,对于这些沙子止不住的恨。现在不一样了,沙子不仅干扰不到生活,反而给大家创造了生钱的门路。”
  道路的畅通、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库布其沙漠旅游迅速发展起来。在沙漠腹地,一座建设豪华的七星湖酒店拔地而起,目前来自香港、安徽等地的旅客络绎不绝,房源紧俏。在酒店不远处,农牧民开的宾馆、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滑沙、骑骆驼、沙漠越野车等娱乐项目也一应俱全。
  在道图嘎查,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旅游产业。今年39岁的蒙古族牧民孟克达来过去以放羊为生,一家3口年收入仅1万多元。如今,随着沙漠旅游勃兴,他家在院子里扎起3个蒙古包,可同时容纳90人就餐和住宿。“现在家里每年纯收入能有10多万元,日子总算过好了。”他满意地说。
  企业助力绿色发展   在库布其沙漠生态改善以及农牧民致富过程中,致力于生态修复的亿利资源集团、伊泰集团等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亿利资源集团通过公益性生态建设投资和产业投资,在改善库布其沙漠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使所在地众多农牧民摆脱了贫困,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彪也因此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奖”和“全球治沙领导者奖”。
  亿利在库布其沙漠实施了资产收益扶贫,逾千名农牧民把荒弃沙漠转租给亿利集团,获得资产收益。另外有许多农牧民承包的沙漠入股亿利,按照30%的固定比例分红。从基本没有产出的沙漠地获得的资产性收益使许多贫困家庭彻底摆脱了贫困,大部分家庭利用这笔收入进行旅游等创业项目,走上了致富路。
  伊泰集团从1998年开始进行库布其沙漠生态建设和荒漠化治理工作。一方面,伊泰集团通过大力开展炭汇造林工程,为周边农牧民无偿提供大量的各类树苗,直接为周边农牧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其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造林区域内树木已经达到国家林业部门对林业的补偿标准,2013年农牧民有了“林权证”及林业补贴收入。此外,随着伊泰集团炭汇造林项目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沙漠腹地农牧民因地制宜开展了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为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可靠保障。
  今年60岁的吴直花是杭锦淖尔村人,由于家中只有1人,9亩土地沙化严重,此前每年种地每年赔钱,因而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她在亿利资源集团阿木古龙健康产业示范园务工,负责甘草的养护工作,日工资为200元,现在每月收入超5000元。另外,她还承包了亿利30亩甘草的种植和养护工作,待2年后甘草成熟,她将实现每亩地收入2000元。“加上养羊的收入,我今年应该能顺利脱贫哩。”她踌躇满志地说。
  在企业的带动下,目前杭锦旗、达拉特旗有不少农牧民发展起了家庭旅馆、餐饮、民族手工业、沙漠越野等服务业,一些家庭年收入10万多元。产业的发展,机会的增加,使得大量农牧民子女大学毕业生和外出务工的农牧民纷纷返乡创业就业。
  生态扶贫须遵循自然和市场规律   治理沙漠和消除贫困都是世界性的难题。沙漠地区,往往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连片特困地区。治沙扶贫,双重困难交织,难上加难。总结来看,库布其生态扶贫有三点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遵循市场规律是生态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沙漠生态治理工程巨大,耗资不菲,靠政府单枪匹马攻坚克难,力量难免单薄,充分调动生态修复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其优势,能达到事半功倍、“借鸡生蛋”的效果,进而可以实现多赢。内蒙古林科院研究员姚洪林认为,伊泰集团、亿利资源集团白手起家,能够几十年持续不断投入治沙扶贫,关键在于紧紧扭住了发展沙漠生态产业这个点。“他们摸准了市场规律,这套办法可以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他说。
  依据自然规律顺势而为是生态扶贫有效精准的可靠方式。韩美飞是亿利资源集团库布其生态事业部总工程师,他已跟着亿利治沙23年。回顾过往,他毫不避讳地说,亿利在治沙上曾走过不少弯路,包括推平沙漠种树、从美国引进外来植被等,这些方法的结果并不理想,原因是没有摸清自然规律。现在亿利推广了“水气种植”,用注水的管状工具插入沙漠1米深,过程中水会注入沙里,为树苗生长提供水分。工具从沙地中拔出后的10秒内,迅速将树苗插入孔中,这种方法可使树苗成活率大大提高。此外,亿利集团总结出“削峰填谷技术”,他们认为植被应种在沙坡迎风坡自下而上的2/3位置,这样可以使剩下的1/3部分经大风作用,回填到沙坡后的沙谷中,起到降低沙漠高度和有效固沙的作用。
  各方联动综合施策是生态扶贫协调推进的有力保障。库布其沙漠治理采用“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生态持续化改善”的机制,把基础设施建设、沙漠治理、生态修复、生态产业、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治沙、生态、产业、扶贫”平衡驱动可持续发展,为解决荒漠化地区的发展和精准扶贫问题提供了可供参照的办法。(记者 王靖)

好一个大“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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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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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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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原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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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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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野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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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邦提供

  中国绿色时报8月10日报道(作者 苏杨)
  领先的三江源国家公园   在自然保护领域,近年来影响最大的政策莫过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对国家公园体制来说,则是2017年7月19日中央深改组第37次会议通过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这是在2015年1月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3年试点即将结束时,中央对未来中国国家公园的顶层设计。
  不管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还是从建立国家公园来看,三江源国家公园都走在了前面:2015年12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在中央深改组第19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2016年4月,青海省委常委会议明确提出力争于5年内建成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这是迄今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中唯一给出建成国家公园时间表的,而且,其建成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试点区——2016年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同年8月1日,中国首个国家公园条例《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正式施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率先进入依法行政时代。9月,中央编办印发《关于青海省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批复》,这是迄今唯一一个由中央编办批复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正厅级)。
  这些内容,从不同方面印证了三江源在中国国家公园中的“第一”和“唯一”,说明了其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闯出一条路子”和“改革、担当精神”方面卓有成效。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这个建设速度第一的中国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包括刚刚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等地,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这个区域按照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目标和利用价值,将三江源国家公园划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等不同功能区,实行差别化保护,体现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和自然文化景观价值,而这3个方面的价值也呼应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提出的“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
  生态保护第一的母亲河源   三江源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素有“中华水塔”的美誉,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能。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其年均可向下游提供约600亿立方米的清洁水。三江源区域内自然资源景观典型而独特,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大面积的原始冰川雪山、草原草甸、湖泊湿地等高寒生态系统。
  这样的价值在国家公园试点区中具有共性。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中的大多数是江河源。比如作为长江支流发源地的神农架(四条二级支流)、作为闽江发源地之一的武夷山,而开化,则直接更名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以为其今后包含整个钱塘江源头生态功能区的扩园留下余地。这些保护对象主要为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的国家公园,却均显示了“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
  三江源还有其个性,即生态恢复成就高。以黄河源青海省玛多县为例,其境内平均海拔4200 米以上,属典型的高原大陆型气候,寒冷、缺氧、干燥、多风、昼夜温差大,四季不分明。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青海省玛多县原本就极为脆弱的高原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地区水源涵养功能大大下降,造成径流逐年减少,湖泊水位下降,导致草场退化、沙化,物种生存条件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幸运的是,在过去10多年中,玛多县实施了力度空前的城镇化和生态建设。城镇化使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态建设则使保护工作也能产生效益。
  三江源在这方面的变化更明显。2005年以来,国家投入近百亿元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为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青海省采取退牧还草、野生动物保护工程、珍稀土著鱼类增殖放流等综合措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对三江源生态工程进行的中期评估认为:“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局部地区生态状况有所好转”,并呈现“增水、增草”现象。其中,牧草产草量每亩增加29.66公斤,植被总盖度增长5%,优势种盖度增长11.5%。据卫星遥感资料显示,青海省玛多县境内的鄂陵湖、扎陵湖面积分别由2003年最低点578平方公里、49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677平方公里、560平方公里。
  三江源位置重要、“家底”好,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中更体现了“生态保护第一”的宗旨,其生态价值通过生态恢复得到了保障。不仅如此,三江源还实现了牧民的大幅度增收,这才是对国家公园体制,同时也是对一种发展方式的最好诠释。
  生物多样性宝库   讲到国家形象的代表,正如《我的中国心》中所唱:“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三江源占了一半。但我觉得,三江源的国家形象是与其生物多样性、景观代表性、全民公益性高度关联的。这方面的情况,我用自己于2015年7月26日在玛多县冬格措那湖畔的一段考察日志来展示一下。严格地说,这里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外缘地带。
  冬格措那湖淡水、不冻,边上有山谷,这是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地利,只是阴天使得湖水不那么明媚。后来,等我们在山谷里开始攀登,100米后就发现这样的天时可遇不可求,要还是昨天那样的艳阳天,以4200米为起点的攀登,可是“酷刑”啊。
  有了天时地利,我们才有了一场和山谷的“艳遇”。在与藏野驴(不到50米)和藏原羚“亲密接触”后,我们与当地人在山谷口午餐。塞了一肚子羊肉和半肚子烈酒后,我们从海拔4200米的山谷出发了。
  带路的是青海环保厅生态处副处长,他预言会发现岩羊。大家以为他是酒后夸口,为此,两个同路人打起了赌。女孩说如果发现3只岩羊,就把刚才在饭桌上捡到的男孩遗落的手机还给他,男孩问,如果看到6只呢?大家都说那就反给女孩一部手机——几乎没人相信能发现6只,岩羊毕竟是一种胆小且“高高在上”的动物。
  随后的3个小时,或许只能盘下一个手机店才能兑现承诺了:我们见到了上百只岩羊。
  然而主角在我们就快告别山谷时低调登场了——狼出现了。
  在500米外的山头,一只差点被误认为是沙狐的狼出现后,在更远的山头上成群出现的岩羊前,又多了一只狼。岩羊们完全不是“喜羊羊”,狼也显然不是“灰太狼”——是灰的,但智商远远超过“灰太狼”。它们用时不长,就有所获。
  香鼬一家和各种雕类也都来给我们“表演”了。尤其是大家没想过、我们没闻过的香鼬,没吃过人类的亏,看见我们进了它们家,就来回穿梭在舞台前表演,离观众最近不到两米——这个距离,好像真能“闻香识动物”了。
  不仅这么多动物争相过来“表演”,姹紫嫣红的植物也俯拾皆是,紫色的紫花龙胆,红色的红景天……再加上这个山谷里造型各异的嶙峋怪石,真是个充满抽象色彩的舞台布景。
  用数学语言来总结这个下午的“演员”和“群众演员”:狼(>2只)、藏野驴两群(7 12)、藏原羚三群(1 7 6)、岩羊六群(>4 3 20 20 50 30)、金雕(>2只)、草原雕(>2只)、隼(>2只)、鹫(>3只)、大鵟(>3只)、旱獭(>6只)、野兔(>2只)、灰斑鸠(>20只)、香鼬一家(5只)、赤麻鸭和鸬鹚(>20只)、戴胜和鼠兔(不计其数)。逛一下午动物园,能看到这么多只动物不?要问玛多什么多?鸟多兽多花样多。
  与此同时,另一个考察队,在同属三江源的杂多县看到了雪豹,看到了棕熊捕食旱獭。
  三江源随处可见的众生和谐场面,天人合一的“大片”,这么多不请自来的“演员”,都有一个重要背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特色鲜明,成为保育三江源地区生态健康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当地群众适当强度的传统游牧活动是维系这一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许是受半肚子烈酒的激发,我顿悟:这是青海人为野生动物创造的“和谐社会”,这里有“野生动物国家队”,这里有美丽中国。
  看完这里的“大片”,我这个去过全部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和近百个世界各国国家公园的人不得不这样总结: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唯一的以大型食肉动物为顶级的食物链展示系统,是唯一可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窗口。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三江源国家公园真正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12个巨大生物多样性国家的“巨大”。
  对这块地方,全面概括起来应该是:青海人的自留地,中华文明的自流地,野生动物的自由地。
  好吧,是我把冬格措那湖的这个山谷看作了青海人藏起来秘而不宣的自留地,把大河文明起点的三江源看作是中华文明自上而下的自流地,把三江源国家公园看作了每个国人都看得见的野生动物的自由地。
  这里提几点建议。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保护为主和全民公益性优先,全民公益应体现在科普和社会参与上。这里,尚欠缺与科普相关的设施和制度。
  例如,野驴常出没的地方,能否有标识?能否按《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的要求建立国际一流、广纳国际资源的社会参与平台?野生动物的科普教育,需要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介入,就项目、资金等形成补充力量,并承担部分现场工作。因为方案中明确,“按照山水林草湖一体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科学合理扩大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规模。将现有草原、湿地、林地管护岗位统一归并为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负责对园区内的湿地、河源水源地、林地、草地、野生动物进行日常巡护,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建立健全当地牧民参与国家公园的共建机制,鼓励支持牧民从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
  这方面,其实青海并不陌生,距玛多不远的隆宝滩自然保护区偌大的办公楼曾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辅助管理和进行科研科普的场所,玛多自然也可全盘复制。这样,就不仅是“资源好”,还能完成资源-产品-商品的升级,让更多的人看见并懂得,青海大美在哪里、是什么、为什么?
  努力成为中国最好的国家公园   如果一切顺利,“人努力、天帮忙”,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国家公园,毕竟天赋资源、人促恢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又带来机遇。但是,也正因为其“第一”和“唯一”太多,标准也更高、更全面。
  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来结尾:“在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地区开展全新体制的国家公园试点,努力为改变‘九龙治水’,实现‘两个统一行使’闯出一条路子,体现了改革和担当精神。要把这个试点启动好、实施好,保护好冰川雪山、江河源流、湖泊湿地、高寒草甸等源头地区的生态系统,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管理经验,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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