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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福建省共用林场更换获得关键阶段性成果,为山

浏览次数:117 时间:2019-10-06

  2017年,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走过的第20个年头。
  1997年,国务院颁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是我国构建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体系的起点,该条例也成为日后国内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早前相关机构发布的《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告(2017年)》显示,自1999年至2016年底,我国共受理国内外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8075件,比去年同期增长16.23%。
  植物新品种权,指的是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完成育种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授权的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与大众所熟知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一样,植物新品种权同属知识产权范畴,是农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大重要分支。
  然而,走过20年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依然面临着品种保护意识薄弱、维权举步维艰、市场转化不足的问题。
  10万元买来“黄花水仙2号”   在经历了多年市场低迷后,漳州市水仙花研究所和龙海市百叶水仙花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益强打算通过独家经营一款黄色水仙花,打开市场新局面。但现实或许还存在变数。
  今年10月18日,作为一家民办非营利性机构,漳州市水仙花研究所与福建农林大学签订了一份《品种使用权转让合同》。按照协议,张益强方用10万元的转让费以排他方式,获得“黄花水仙2号”的品种权。后者是福建农林大学园艺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历经近30年选育的新品种。2012年3月,该品种获得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
  从彼时起,张益强就多次与育种团队接洽、议价,希望买断“黄花水仙2号”。“水仙花市场太久没有出现过新品种了。”张益强深知新品种对漳州水仙花行业的重要性。
  作为国内水仙花主产区,长期以来,漳州几乎只生产单一品种金盏。“同质化竞争,相互压价,市场逐渐被做烂。”张益强以最能体现平均市场行情的20粒装水仙花为例,去年田间收购单价低至0.5元,今年虽然行情回暖至2元多,眼下却有价无市。
  按照张益强估计,目前漳州超过90%的水仙花种植户处于亏损状态。无利可图的花农纷纷放弃这一传统产业。尽管当地政府早已启动水仙花原产地保护,但全市水仙花种植规模依然逐年减少,从高峰时的过万亩锐减至4500亩。
  “水仙花产业颓势成因复杂,但品种创新乏力,不可忽视。”10年前,以张益强为代表的漳州水仙花业者便开始复兴一度濒临灭绝的复瓣品种——百叶。目前,百叶的市场价格为普通水仙花的3倍,产量占比约3%。同时,张益强累计引进国内外水仙花品种近50个,期待能够从中选育优良单株,但至今未有成果。
  因此,在花色、花期等方面特性显著的“黄花水仙2号”,引起了张益强的注意。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新品种,目前市场单价(一粒)近百元。张益强计划,独家生产经营,严禁他人未经授权扩繁,避免重蹈金盏的覆辙。
  然而,张益强还要完成更关键的环节——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植物新品种权属知识产权范畴,指的是经国家农林部门授权,育种方对一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使用权,类似于专利制度。但现实情况是,“黄花水仙2号”仅仅通过了省级品种认定。
  “目前,业内存在大量审定、认定品种的转让,但这仅仅是一种市场准入制度,是确定某一品种能否在一定区域内推广的行政管理措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敏认为,张益强无法从法理上排除他人产销“黄花水仙2号”,日后出现侵权扩繁,也难以依法维权。
  对此,福建省农业厅农业发展科负责人谢特立、负责“黄花水仙2号”育种的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晓静,均有不同理解。在他们看来,在品种审定或认定后,育种者便享有知识产权,问题同样在于,日后维权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
  漳州钜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华珍长期关注农业知识产权领域。她认为,“黄花水仙2号”的转让,实则是物权而非品种权的转移。“受让方从育种者处获得了优质种源的所有权。”胡华珍表示,要想获得市场独占使用权,依然需要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而这也是业内的一贯做法。
  所幸,按照现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张益强依然可以在有效申请期内,向国家农业部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为“黄花水仙2号”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20年来全省仅34个花卉苗木品种获授权   在宋敏看来,“黄花水仙2号”分歧的背后,是长期以来业内对农业知识产权的误读。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在国内已走过20年历程,却远未深入人心。
  1997年10月1日,《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成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点。同年,农业部与国家林业局分别成立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机构,分别负责草本与木本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工作。去年修订实施的《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保护单列一章。
  台商黄瑞宝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积极实践者。2005年,他进驻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开办钜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引进蝴蝶兰项目。作为大陆少数从事蝴蝶兰育种的企业之一,钜宝饱受品种盗繁之苦。
  有感于此,黄瑞宝开始推动蝴蝶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2010年,在两岸业者共同努力下,蝴蝶兰属终于进入第八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这也就意味着,蝴蝶兰育种人终于可以依法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尽管此后至今不过7年多时间,但黄瑞宝及其公司已有23个蝴蝶兰品种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在国内,其蝴蝶兰新品种授权量仅次于浙江森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引人注目的是,国内植物新品种授权具有高度集中性。
  以我省花卉苗木产业为例,记者查询农业部与国家林业局官网后统计得知,截至目前,我省共有34个花卉苗木品种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钜宝一家的占比便接近70%。
  此外,数据也显示,我省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意识开始加速进步。这34个植物新品种授权中,今年初以来授权量便达到25个,包括22个草本花卉与3个木本花卉,后者是我省首次获得木本花卉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今年年中,漳州市林业局曾开展全市林业植物新品种权实施情况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全市仅有钜宝与欧中(福建)植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心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目前,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比较薄弱。”漳州市林业局科技站提交的摸底调查报告作了这样的总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宣传不足,申请手续繁琐、费用高,缺乏激励机制,财政投入不足,是这份报告主要反思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起,国家已取消植物新品种权申请费、审查费与年费。
  对此,业者有类似的感受。
  “培育一个蝴蝶兰新品种至少需要6年时间,而申请新品种权少则又要3年时间。每年,我们需要栽种10万株实生苗,从中挑选优良单株,以单价13元计算,光是育苗成本就不菲。每年,我们育种投入超过200万元。”胡华珍说,加之市场具有不确定性,最终能在市场上跑量的品种屈指可数。
  陈晓静则道出了高校育种者的尴尬处境。“在现行评价体系下,如果一心育种,你可能连职称都评不上。”陈晓静说,更何况,品种选育需要大量经费支持,光是生态试验就要在5个试验点连续开展3年,每个点至少需要6亩地。正因如此,年轻的育种者越来越少。近30年来,陈晓静所在的水仙花育种课题组,只有她一人坚持至今。
  艰难起步中的新品种维权之路   今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钜宝联合两家友商向蝴蝶兰从业者发出维权倡议,并与福建天衡律师事务所签订《“植物新品种权”维权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以30万元启动资金成立品种权维权基金。发起人的初衷是,抱团取暖,共同倡导,舆论施压,联合维权。
  这被视为花卉行业的创举,其背后则是困扰业者已久的新品种维权困境。
  “蝴蝶兰品种侵权几乎无技术门槛,只要获取植株花梗芽或组培苗,就可通过无性繁殖大量扩繁。国际粮食蔬菜种植领域惯用的放射性处理以杜绝盗用与复制的模式,在以无性繁殖为主的花卉业,还存在技术障碍。”黄瑞宝称,大量盗切扩繁,一方面导致多代繁殖后品种迅速老化,危及市场口碑;另一方面,市场供应过剩,新品种一推出,便历经市场炒作、价格虚高、盲目跟风,而后价格猛降,品种的市场周期大为缩短。
  黄花红芯形态的富乐夕阳,曾是钜宝推出的蝴蝶兰大热品种。但2014年,由于市场盲目扩繁,大量上市,一时间供过于求,市场一度陷入滞销。钜宝紫水晶、钜宝红玫瑰等蝴蝶兰品种同样深受其害。
  但无奈的是,即便获得了新品种授权,维权之路依然举步维艰。
  国内对于植物新品种权维权的启蒙,可以追溯至2010年轰动一时的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属案。该案件为当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一。在这起案件中,林金山以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种源发现人的身份,状告福建农业科学院果树所,要求判令其为该品种的品种权人,最终获得支持。
  2016年审定的“美人榆”维权案,则是品种权人状告盗繁者的第一次司法实践。由此,业内将这一年认定为国内花卉领域的“维权元年”。
  由于景观效果好,美人榆被各地大量生产、繁殖和交易,造成对育种者权益的侵害。尽管历经4年半的维权长跑,品种权人终于胜诉,但艰难维权过程中所暴露的侵权主体难以确定、取证难度大、证据固定难等问题,让同行们心有余悸。
  “遇到品种侵权,我们往往是哑口无言。”黄瑞宝说,侵权者组织形式各不相同,既有企业也有个人,企业往往以化整为零的形式,通过委托农户种植的方式逃避责任,而要起诉分散的农民并不现实。在销售种苗的过程中,还大量存在使用虚假或不规范名字的情况。而在跨地域维权过程中,由于地方保护的存在,品种权人往往难以获得地方行政执法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司法维权周期过长,“等到官司打完了,可能这个品种已经退出市场了”。
  正因如此,多年来,黄瑞宝从未采用司法途径维权,其维权方式大多止步于劝说。而今,他希望以发起维权联盟为契机,通过圈子的影响,向侵权者施加压力。目前,黄瑞宝手上已掌握了一张包含逾10家侵权企业的清单。一批响应者也即将成为新的盟友。
  面对植物新品种侵权乱象,官方也有回应。今年5月至10月,福建省林业厅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侵犯林业植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指向的正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产销林业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假冒林业授权品种等违法行为。
  10万元买一个品种贵不贵?
  同样正在觉醒的还有育种者的市场意识。
  陈晓静所在的团队,最初并未打算有偿出售“黄花水仙2号”,而是希望向种植户无偿推广种植。最终达成转让协议,也是出于高校科技成果转让指标的压力。但在转让环节,如何给品种权定价,却缺乏可供参考的行情与价格机制。
  “黄花水仙2号”的选育最早始于1984年。当年,福建农林大学漳州分部开始采收黄花水仙的种子播种繁殖,而后历经优良单株选育、染色计数、核型分析、同工酶分析、PAPD分析和基因组原位杂交等研究分析,以及多年栽培试验,最终选育成功。
  “10万元,确实难以体现育种者的付出与成果。”多年来,钜宝同样向市场转让了多个蝴蝶兰新品种,在胡华珍看来,转让价与研发投入不匹配的另一面是,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市场与消费喜好通常是捉摸不透的。对于受让方而言,越高的价格便意味着越大的市场风险”。
  因此,在品种买断之外,业内开始尝试更多元的市场运作模式。今年9月,欧中(福建)植物技术有限公司培育的百合新品种——白色加农与朝霞,获得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授权。企业负责人谢松林构想了两种商业模式:“一方面,我们自己扩繁育种,向市场出售成品切花;另一方面,我们计划在本地扶持一到两家合作社,既可以以订单农业的模式回收成品,也可以依据种植数量向种植户收取授权费。”实际上,品种权人提供品种亲本,对方根据种植规模支付授权费,或根据销售规模按一定比例返还销售所得,已经成为目前花卉品种市场的主流模式。钜宝公司的实践是,向种植者收取每株0.5元的费用。此外,品种权人以品种权入股,与企业共担分享,也在业内有所实践。品种拍卖会同样日益流行。2016年,第二届中国国际园林植物品种权交易与新品种新技术拍卖会上,广州一家企业以2900万元的价格,拿下棕榈园林四季茶花新品种10年内在全球市场的商业开发权。而那场拍卖会,最终落槌价总价达到3900万元。
  对于植物新品种保护,谢松林还有更多期待。“种业发展,兹事体大,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更多技术、法律与商业问题。”他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有更多作为,对农林行业的整个产业链条进行梳理,让每个环节的从业者利益都能得到保护,脱离产业链的健康有序发展谈品种保护,并不切实际。(记者 张辉 通讯员 周志荣 洪锦城 郑爱国)

  中国林业网12月18日讯  近日,吉林省所有市县的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全部完成批复并正式印发,全省国有林场改革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吉林省现有338个国有林场,其中事业性质林场157个,企业性质林场181个,职工总数68638人。国有林场管护着全省31.2%的林地,这些林地的森林蓄积占全省的28%,是吉林省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吉林省国有林场累计完成荒山造林近千万亩,生产木材近亿立方米,每年对粮食增产贡献率百亿斤以上,年创造生态价值两千亿元以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受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机制影响,国有林场逐步陷入了“不城不乡、不工不农、不事业不企业”的尴尬境地,存在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不活、支持政策不健全、森林质量下降、职工收入偏低、社保欠费较多等诸多困难和问题。
  201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场改革方案》。3月,全国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国有林场改革的大幕开启……
  三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统揽全局、系统谋划;省发改、林业部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顶层设计和组织操作改革。各有关部门主动配合、落实职责分工,合力推进改革。国有林场改革稳步前行,积厚成势。
  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批复吉林省改革总体方案。9月,吉林省成立了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领导小组,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11月,《吉林省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经省政府2015年第18次常务会议和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上报国家。
  2016年1月,国家批复吉林省方案。6月,吉林省正式印发《吉林省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召开国有林场改革工作会议,正式启动国有林场改革。8月,举办全省国有林场改革培训,选取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大安市、梨树县、伊通县、东丰县、东辽县、九台区、磐石市、汪清县、通化县、长白县、临江市等13个县(市、区)开展改革试点。9月,发改、林业、编办、财政、人社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国有林场改革涉及几个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首批国有林场改革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拨付各县。
  一路行来,破开层层利益固化的“坚冰”,打破道道思想观念的“藩篱”,吉林省国有林场改革的大船扬帆出港,驶进“深水区”……
  2017年,国有林场改革步入攻坚期,改革协调推进难度继续加大,各项改革政策落地生根任务愈发艰巨。做为国有林场改革的牵头部门,吉林省林业厅紧紧围绕改革这条主线,一切为了改革,一切服务改革,举全厅之力推进改革。
  理顺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吉林省将整合后的国有林管理机构功能定位为保护培育森林资源,提供生态公益服务,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国有林管理机构名称为国有林总场或国有林保护中心,全部确定为公益类事业单位。所需编制在全省现有国有林场事业编制总量内实行全省统筹调剂。在保持现有隶属关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县级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林场,统一划归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调整林场布局,对现有林场进行大力整合,将我省国有林场由原来338个精简到89个,精简比例为73.7%。
  把好改革资金这一关键。在资金分配和使用上,重点考虑解决林场职工生活、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休职工医疗保险欠费问题。在停伐补助资金分配上采取因素法,按不同类型分析测算补助资金发放额度。资金的合理分配,满足了国有林场正常运转需求,解决了国有林场职工参保的大部分资金,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有力促进了改革平稳推进。
  改善国有林场职工民生。着力解决职工社保问题。社会保险全员参保、应保尽保,是国有林场改革最大的政策“红利”,也是事关职工民生的最大福祉。依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规定,吉林省将原有自收自支事业性质国有林场未参保未分类职工全部纳入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目前已经完成参保的身份认定和信息采集工作,解决了职工后顾之忧;严格国有贫困林场扶贫项目管理。2017年,共扶持31个县33个国有贫困林场。为确保投资成效,将国有贫困林场扶持方向由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调整为产业扶贫为主,并严格备案管理和绩效考评;妥善安置富余职工。督促各地将安置富余职工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县和林场分别制定方案,林场方案要落实到具体人,并经职工大会或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确保公正、公平。县级方案要报省厅备案,确保不走偏。目前,已经通过提前退休、内部退养、成立劳务公司、发展特色产业等安置富余职工1.6万人。
  在资源保护上“破题”。全面落实天然林停伐政策,从2016年起,全省国有林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使3000余万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积极开展国有林场职工“工资田”还林工作。自2017年10月开始,利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开展国有林场职工“工资田”摸底清查,为下一步组织实施“工资田”还林提供准确依据;建立健全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制度,全省有59个林场已编制了森林经营方案,有序开展森林经营活动。
  完善森林资源管护机制。将全省国有林场公益林日常管护全面引入了市场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聘用管护人员1.1万人,“网格化”管理,落实管护责任,实现了3376万亩公益林管护全覆盖;管护设施设备不断更新,高新技术手段和现代交通工具、装备已陆续在国有林场应用。全省已有11个国有林场安装了林火视频监控,有28个国有林场安装了监控探头,有32个国有林场建立了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有29个国有林场配发了手机GPS终端,累计应用高新技术投入资金593.33万元。
  目前,全省国有林场改革整体态势平稳有序,进展顺利,改革成效凸显。管理体制得以理顺,西部地区的18个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林场全部划归林业主管部门管理,前郭王府林场顺利划归属地管理。明确了公益性定位,从方案看,改革后的89个国有林场全部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职工民生极大改善,2016年,全省在职职工人均年收入达到2.49万元,较2015年的1.52万元增长了64%;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到73%和75.3%,较改革前提高8%和10.3%。资源保护初见成效,通过停伐,年均减少森林资源消耗93万立方米,“伐木人”转岗为“护林人”,管护力度明显加强,毁林盗伐案件大幅减少,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已成为社会和广大林场职工的普遍共识。林区和谐稳定,无大规模上访事件发生,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魏静)

  中国绿色时报12月18日报道(记者 何晓玲 通讯员 丁梅琴) 近年来,浙江林业部门围绕“森林人家”品牌建设,有效带动了山区和乡村的全面发展。自2016年启动“森林人家”特色村评选和命名工作,全省已评选2批,共命名“森林人家”特色村93个,另有18个列入培育名单。目前,浙江已有11个“森林人家”特色村列入省财政项目建设补助,每个项目补助达200万元。
  近日,浙江省林业厅组织新闻媒体记者,赴长兴、安吉、临安、桐庐和开化等地开展“走进森林人家”记者专题采访活动,本报记者受邀采访,一同感受浙江开展“森林人家”建设为乡村振兴带来的活力。
  发展森林休闲养生业   浙江拥有发展森林休闲养生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为发展美丽经济提供了基础保障。
  目前,浙江拥有省级以上森林公园119个、湿地公园36个、自然保护区27个。全省60多个市县、500多个乡镇、2000多个行政村、15多万人直接从事森林休闲养生经营活动,带动社会就业70多万人,每年接待游客2亿多人次。2016年,全省森林休闲养生产值达1356亿元,比2010年翻了6倍多,形成生态受保护、林农获收益、市民得健康的良性发展格局。
  融合发展提升了产业链和价值链。
  在长兴县渚山村,杨梅树已成为山里人的摇钱树。自2004年举办首届杨梅采摘节至今,渚山已连续举办14届杨梅节,每年吸引游客上万人次。杨梅不仅是渚山村主要经济来源,还拉动其他经济的形成,如农家乐、乡村酒吧、户外运动场等,提高了杨梅的附加值,为农民增收致富创造了新途径。
  开化县龙门村以“森林人家”项目为带动,以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文化发掘为亮点,以休闲养生为主线,打造集休闲农家体验、森林氧吧、森林穿越徒步等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目前,全村年接待游客8万余人次,旅游营业收入600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85万元,是5年前的4倍多。作为全省农家乐的发源地和安吉县生态旅游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集散地,安吉大溪村通过实施“森林人家”示范村项目,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依靠丰富的森林资源优势,开发了“江南天池”“藏龙百瀑”“九龙峡”等景区,形成吃、住、游等为一体的生态友好型观光休闲森林旅游集聚区。2016年,全村旅游业收入达1.57亿元,第三产业经济总收入达2.06亿元。
  打造生态宜居地   浙江在大力推进“森林人家”建设中,通过森林古道、健康森林群落等休闲养生场所和游憩、体育、娱乐等休闲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休闲养生和观光旅游产业,致力打造能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身心双养的森林养生地,并让村民共享绿色发展带来的生态福利。
  长兴县的渚山绿道是渚山村创建“森林人家”的一个重要项目,全长8公里,占龙山绿道的1/3。绿道分为栈道和车道,连接了渚山村众多景观点,沿途可欣赏不同的风景。绿道在改造过程中非常注重生态保护,尽量在不破坏现有树木和环境的情况下,突出绿道特色。绿道还设置了2个驿站,有卫生间、休息室及补给站等多项功能,是工程中重要的配套设施之一,为游客营造了舒适的休闲度假环境。
  除打造休闲娱乐场所,渚山村还致力于居家养老之地的建设。在渚山村,老人们不用出村就可享受到常规医疗保健康复服务、棋牌娱乐、健康讲座及戏曲演出等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浙江”森林人家“建设不仅重视绿化,还十分注重综合治理,实现了“美丽村庄——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三美转化。杭州市临安区指南村,是个典型的高山古村落,住房集聚密度很高。长期以来,村民以织布、砍树为生,不仅山林植被遭到破坏,该村也一度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自从开展”森林人家“建设以来,全村开展了以治理天池、保护古树和古民居、庭院洁化美化等为内容的环境整治,以拆三房、围墙革命、绿化美化为重点,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开化县龙门村在保持原有山区村落自然布局的基础上,对全村房屋进行外立面改造,形成较为完整的明清徽派建筑风格和浓郁山区特色的优美村落。
  传承创新乡村文化   传统村落保护、特色文化传承等,也是浙江建设”森林人家“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在做大山水文章的同时,不断挖掘与丰富、传承与创新乡村文化。
  走进桐庐县新丰民族村,记者被浓浓的畲族文化所感染。在建设“森林人家”过程中,新丰民族村充分挖掘畲族传统节日、民族服饰、婚嫁习俗、传统美食等畲族文化,引进先锋书店等相关旅游配套项目,融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让曾经日渐衰落的村子重新焕发光彩,也为当地畲族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临安市指南村利用千年以上的“古姓、古塘、古树、古祠、古庙、古宅、古墓”的“指南七古”,挖掘该村丰富的文化底蕴。在2015年建设“指南红叶”小镇期间,对“七古”进行重点保护,其间还深入挖掘了“太平灯”等传统民俗文化,每逢重大节日都会进行表演。
  建设“森林人家”不仅提升了当地村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消费水平,在乡村文化的自信和精神方面也有了很大改变。近年来,开化县龙门村高度重视村民素质的提升,始终秉承山美水美人更美的观念,加强人文生态和精神生态文明建设,做到“家家有家训,户户有家规”,同时在每年举办的“亲水节”上,宣教乡风文明规范,让客人来村旅游既能看到乡风原貌,又能回味乡情乡愁,还能感受到山里人的热情与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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